二战红色谍王佐尔格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被坏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
战争结束后，佐尔格考人汉堡大学专攻政治学，并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不久，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24年，佐尔格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来到莫斯科筹备成立共产国际总部的谍报局。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本文作者：大坎历史）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易抄袭可耻】
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进第四局，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佐尔格对这份工作颇感兴趣，他的经历、知识和智慧与这种工作亦颇为相称。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苏联领导人开始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远东地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的远景。莫斯科决定把情报，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因此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分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的残杀，国民党在上海的暴行尤为残酷，苏联遣往中国的间谍小组也遭到破坏。紧接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趋明显，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莫斯科急需有关中国的情报，必须重新建立被破坏的间谍组织。
1933年1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命。在去日本途中，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记者”声誉。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8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30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
1931年9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了由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30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莫斯科始终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它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苏联的对德、对日政策，同西方政策一样，一直建立在妥协基础上，主要目的就是既避开与日本作战，又不同德国交火。
佐尔格到东京不久，东京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东京。佐尔格还吸收了官木佑德作为小组的第四名成员，宫木是位善于收集情报的“艺术家”，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情报。
1933年10月，佐尔格一到东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图进犯苏联”的命令。在佐尔格看来，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使像他那样是个德国人，要想直接打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获取情报也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德国大使馆着手。
佐尔格与使馆武官尤金·奥特上校的交情给他帮了大忙。佐尔格开始每天与他共进早餐，进餐同时，向他提供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并校订整理其发往柏林的部分情报。
与此同时，佐尔格间谍网上最主要的一环大崎开始发挥较大作用，因为大崎作为重要国务活动家、王子近卫智囊团的成员，愈来愈经常参加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去。1935年末，大崎拍照了一些文件，文件内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国家计划，并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进攻苏联。
佐尔格正确地预言了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并且经过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之后，佐尔格给莫斯科发送了一份密电：“日本人企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打算对苏作战。但实际上，近期内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进攻苏联。”
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撼”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佐尔格在日本的收获。苏联一直在有意地用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去掩盖苏联无线电截听的工作成绩。
30年代中期，无线电侦察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地窃听了德日在柏林举行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分别为德国外长乔基姆·里宾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大岛广将军。谈判结果，最终签订了德日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并于1936年11月25日公布于世。
佐尔格虽然也提供过不少秘密情报，但这次连他们自己也只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谈判进程的间谍情报。而莫斯科主要是依靠无线电侦察获取了大量的战役情报。1936年春，驻柏林苏联间谍准确地获得了日本大使馆的密码本以及德日谈判密码。近乎监听了德日谈判的整个过程。
1938年3月柏林提升尤金·奥特为少将，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此后，佐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
1939年初欧战爆发后，佐尔格与德国使馆第一次正式发生联系，他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编成新闻简报。此外，他还编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他的正式办公室设在使馆的二楼，紧挨着德国新闻社的监听室。佐尔格因干这份差事而定期从使馆获取报酬，但他不愿在使馆的编制之内，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追查。
1940年，佐尔格终于加人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分入会的。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
当时，欧洲处于战争的密云之中，纳粹德国已占领了波兰和法国。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过几星期的谈判后已在东京签署。苏联处在腹背受敌的恐惧之中。
佐尔格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口中得知：“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
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
这时，佐尔格与大使馆的关系派上了用场，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柏林发来。佐尔格终于发现，原来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又发出如下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已集结了80个德国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1941年3月5日，莫斯科再次收到佐尔格的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以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人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则一个接一个地向莫斯科发报。
与此同时，日本特种部队的报务员们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分不明的密电码，但一时还无法破译出来。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整个东京的反间谍机关都投入了行动。
日本警察搜查了佐尔格日本情人花子的房间，从中发现一只小巧奇特的打火机，这是花子从佐尔格办公室拿走的微型照相机。佐尔格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奥特也曾对佐尔格提过，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曾到使馆拜访过他。并且说这些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佐尔格深知，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会加速暴露自己的组织，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同千百万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加快行动……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在与特使谈话中得知：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苏联战俘，以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因为对英战争一旦爆发，便无法迫使德国人打苏联，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东线的威胁。
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派了另一位军官来到东京。佐尔格从他那里得知：“德国将在6月下旬向苏联发起进攻。”5月30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
电报刚发走，回到寓所门口看到了大崎。大崎脸色苍白地告诉他：希特勒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地进攻苏联。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也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佐尔格连寓所的门都没进，立即返回克劳森的寓所急促地对他说：“快发报，快发报……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
但是斯大林对于这个情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仍然相信与希特勒签署的条约。这份情报使斯大林几乎恼羞成怒。斯大林生气地说。佐尔格“不过是个无耻之徒，在日本经营几家小厂，整天泡在妓院里”。情报总局对佐尔格警告的回答十分简短：“我们怀疑您提供情报的真实性。”
6月14日，佐尔格读到塔斯社的一条辟谣消息：“苏联塔斯社授权声名，关于德国打算进攻苏联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佐尔格简直无法相信：这是怎么回事？！
读了塔斯社的声明后，佐尔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再次重复发电：“进攻将于1941年6月23日拂晓全线展开。”但是这封电文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同时斯大林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对苏战争，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因此佐尔格又得到了新的任务：侦察日本政府是否做出对苏战争的决定。
接下来佐尔格仔细分析能够得到的所有的资料，并且派大崎前往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
8月20日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以下保留：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便开始作战：1.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3倍时；2.有明显迹象说明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时。佐尔格从大崎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莫斯科。
9月6日他又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那么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
此后，在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莫斯科很快复电，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并宣布：佐尔格及其东京小组的使命已告完成。对莫斯科满意的欣慰的感觉还没有退去，1941年10月18日清晨，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捕。第二天，克劳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此前，大崎已经被捕。日本警察一共逮捕了35个人，佐尔格间谍小组的成员基本被一网打尽。奥特大使也被柏林撤职。
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从头到尾是秘密进行的，禁止旁听。佐尔格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1944年11月7日，正值十月革命的27周年纪念日，他与大崎一起以叛国罪被秘密处死，终年49岁。
据官方的记载，“佐尔格神态自若地走到了处决地点”，被领进前厅，没有在佛堂前面停留，便直接来到了绞刑架下。
克劳森后来被释放，经海参崴秘密逃往莫斯科。他后来成为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沉默了20年后，1964年莫斯科当局终于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贡献。莫斯科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
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
佐尔格成了苏联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业绩被人们以传奇的方式久久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