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浴血抗日十四年（90）第二次长沙会战（18）
1941年的深秋，北方的寒流开始侵袭整个大陆，虽然严寒无法深入到衡山一带，但它的余波还是给深山带来了一些变化。
满山满谷的树叶开始变黄变红，秋风转而凄厉起来，走进山道，埋没在遍山的苍黄之中，不免生出几分愁绪。
不知从何朝何代起，衡山取代安徽的齐云山成了五岳的一尊。抗战时期，由于这里是连接中国南方各个战区的枢纽。因此，数次策定中国战略走向的最高军事会议，都在这里召开。
在桂林，蒋介石洋溢着笑容，在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做了一次演讲，但从桂林到南岳，短短的几百里路，他的心境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早在10月13日，铁道运输总司令蒋锄欧针对长沙会战后的状况，有一件致何应钦、俞飞鸿的密电：
据战地民众口称：
一、敌军退走时，奸杀烧抢，无所不为，尤以掳去妇女为多，掳去黄牛亦复不少，杀的猪、牛，只要四条腿，鸡、鸭仅要两脚，可见其残暴达于极点。
二、我军为搜抢觅食，亦有枪杀民众与奸掠之事。至于被敌机炸死、骑兵枪炮所毙者颇多，甚至为其威严，不战而走者，不在少数……查民众遭此蹂躏之后，痛恨已深，因是而利用之，则抗战前途当有把握。职蒋锄欧。
随后，杨森第27集团军在上呈军委会的报告中也写道：
“……各部队官兵纪律太坏。此次各部溃散官兵，普遍奸掳烧杀，甚至部队前进转进中，在部队长官率领下，亦有之。
（此种情况）较之上海抗战一役溃散蔓延数百里，有过之无不及。盖当时仅溃散不归队，尚无此普遍奸掳烧杀也，部队官长平时教育之不良，约束之无方可以概见。
……奉行命令不彻底，甚至对所受任务取巧规避。各部常因战斗情势恶劣之际，对命令多取怀疑态度，毫无自信能力，不肯排除万难，尽最大努力，以致迟疑徘徊，希图一己苟安，不顾整个战局。
例如，担任侧击及非敌主力方面之攻击部队，每以一个军或师辄为敌数百人所抑留与牵制，不肯取断然手段歼灭或驱逐敌人，而保持对峙状态。
甚至在此战局极度紧张时期，不肯拼命与友军协力，反抛弃任务，率部遁入深山，事前并不通知上级指挥部与邻接有关友军，而将有线、无线通信停止，故意隔绝，致命令无法下达。
事后见敌已退去，始出面电询战况敌情者，大有人在，似此规避取巧在抗战的今日，殊不应有……”
这两份报告被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时，夜不能寐、一心整军他心中怒火中烧。
这厢气还未平，那边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更令蒋介石恼火。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薛岳称第九战区“歼敌四万余，死伤枕藉，并俘敌二百六十九名，掳获战利品甚多”。
言下之意，此战虽败，但予敌以重大打击，两相对比，似乎可以功过相抵。
因此，这才有了前面蒋介石与薛岳在南岳机场同车时的那番话。而实际上，他对薛岳的不满始于9月29日。
那天，在薛岳身边的蒋锄欧密电蒋介石：
“伯兄廿八日早抵渌口，未曾掌握预备队与通信，致指挥不灵，防空情报失效。”
薛岳字伯岭，“伯兄”显然指的是他。
这封电报的意思很明显——薛岳丢下大军，临阵逃脱。
而仅仅就在一夜之前的27日，由于战区指挥失误，最精锐的74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接到这个报告，蒋介石心疼之余，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
而对这些，薛岳也极为清楚。为了逃脱罪责，他把责任推到第26军军长萧之楚身上。
10月11日，第九战区在上呈军委会的战斗详报中，薛岳陈述道：
“沙市街战役，新十六师右为新十五师，左为三十二师，以我三师之众，对最初数百后增至两千余之敌，实占绝对优势，不难歼灭，但结果受敌各个牵制，各个逆袭，致不成功。”
第26军新16师、新15师是川军王陵基的部队，战斗力本来就差，而32师则不然，其出自早已四分五裂的西北军，师长王修身能征善战，所部战斗力较强，在沙市街竟有这样的表现，实在是无法向国人交代。
更进一步来说，第26军本来受命掩护74军的侧翼，结果第74军还在半路上，该军就已不见了踪影。后来，第74军猝然应战，遭到重创，第26军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
蒋介石素以善于、敢于收拾杂牌军著称，他麾下的各路将领也以此为己任。
但此时是抗战的最艰难时期，为安抚那些容易离心的杂牌军，蒋介石自然不能轻举妄动。
单就第九战区而言，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杨森、王陵基都是地方军阀，而部队之中，仅川军、滇军、西北军、黔军等地方部队就超过了一半，如果这次拿萧之楚开刀，必然会引起负面反应。
对于善用权谋的蒋介石来说，得不偿失，思来想去，他只好拿自己的嫡系开刀。
南岳军事会议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10月16日晨6时30分，蒋介石抵达衡山，上午先召集白崇格、陈诚和薛岳开小型会议。
会上，薛岳为逃脱个人责任，掩盖长沙一度失守的事实，先是不敢批评蒋介石最宠爱的第74 军，把杀机指向了第 26 军肖之楚和第 37 军陈沛，最后又指向了第 10军李玉堂。
第二天（10 月17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第一议程是宣布赏罚决定，第二议程是部署第九战区所有参战部队在休整的同时层层进行军事检讨。
赏罚决定由随蒋一同来到南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宣布:
（一）第79军赵季平暂编第6师渡河进攻长沙之先头两团，每团准各赏洋五万元，其出力官兵，即呈报核奖；
（二）第74军第57五师李指挥翰卿阵亡，其家属应予抚恤五万元；
（三）营田、湘阴、芦林潭覆没之部队官兵姓名与战绩，应先行特报。
第197师590团二营少校营长刘虞卿，与该营机枪2连1排中尉排长黄治国殉职，应予奖励，照例抚恤。又第99师295团1营少校营长曹克人率部守备湘阴城，殉职官兵，应予特奖，由薛长官查报，再行核办；
（四）第10军190师副师长傅湘阵亡，抚恤五万元，并立传；
（五）第190师朱师长岳受轻伤，由司令长官拟定办法呈核；
（六）第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应即枪决；
（七）第102师退后之各团长与政工人员，究竟是否临阵逃跑，有无被俘情事，限半月内彻底查报；
（八）给予作战失利、伤亡惨重的第10军军长李玉堂，惊慌失措、率先逃跑的第10军预备10师师长方先觉撤职处分。
南岳军事会议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蒋介石在开场白中，丝毫不留情面，痛斥战区长官在指挥上如何无能：
“我在二十五六日最后几天，还和薛长官电话说过：如果到不得已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和敌军在长沙城内巷战。
你们看，这一次我们金井失守，敌人已经广播出来，而我们战区长官部还不知道；金井过来就是高桥，再过来，就是上杉市。
这样重要的地方失守，已经隔了一天，而我们司令部还不知道，那无论你部队如何精强，而情报不灵，指挥失策，结果也非失败不可！
照我们现在一般将领不虚心、不确实的情形，如果我们今天侥幸能使敌人退出中国，那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还不自以为是不世之功吗？而使我们的后一辈国民，还不忘今天的内忧外患、存亡危急的国难，而骄矜自大吗？这于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就真是万分危险！”
第一次长沙会战获胜，薛岳被捧上了天。此次长沙会战失败，却遭到如此责难，真正是冰火两重天。
会议总结时认为:
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兵力部署和战场准备不相配合，未能适时集中主力于决战场发挥统合战力，尤其是将主力——第4、37、10、74军（多系调整师）先后投入正面，逐次参加战斗，最为不利。
早在第74军被冲垮之初，王耀武便已经将自请处分发给战区长官部，长官部将这份电稿上呈侍从室，蒋介石看过了，心里先有了几分好感。
最初，蒋介石的肃整的目标是第10军和第37军，但两份地图救了他们。
会战中，邹洪暂编第2军缴获一份日军地图，上面以日语注明：
“大头岭之140师及大头岭以西之兴隆山敌牟龙光部队十分顽强。”
这份地图呈交给蒋介石后，蒋一看便明白了个大概，当场表扬道：
“第140师栗山巷、大头岭之役，能抵御敌人的主力进攻，这不是第140师强了，而是敌人弱了，今后各部要学第140师奋力抵抗的精神。”
37军逃过了整肃，第10军也如法炮制，将另一份地图呈交军委会。
这份被缴获的日军地图显示，在第10军尤其是所部预10师正面，竟标示有日军3个半师团的番号。看到这样的兵力对比，蒋介石也不好再说什么，当即转变语气说：
“现在证明，第10军预备第10师阵地前的敌人，有3个半师团的兵力，预备第10师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预备第10师能抵抗一天，已算不错。”
板子最后打到他的黄埔门生、第58师师长廖龄奇身上，这件事还是要多说几句。
廖龄奇是湖南祁阳人，1904年出生，其父本一介寒儒，廖自小便随父游学四方。
1925年，廖入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后又远赴英国，在英国参谋学院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黄埔军人中，有如此学历的，并不多见。
但如果仅止于此，廖龄奇也不足以跻身黄埔战将之列，但从北伐开始，他无役不从，骁勇善战更是为人称道。
1926年8月底，北伐军进攻汀泗桥受挫，第4军叶挺独立团紧急驰援。当时，廖龄奇在该团中任连长，他身先士卒，猛打猛冲，不慎右臂受伤，却坚持不下火线，其右臂不治残废，终生以左手写字。
此后，又以第88师营长的资格参加“一·二八”抗战，因功升为团长。
上海“八一三”期间，第88师进驻南翔，战斗部署过程中，第264旅旅长黄梅兴不幸殉国，廖龄奇在炮火中接任旅长，尔后挥师猛进，全力进攻日军的核心阵地爱国女校。
此战的惨烈，不是亲身经历，实难形容，廖龄奇率部坚守阵地80多天，同友军262旅苦战交相辉映。
1938年，廖龄奇调至第74军，重新投入老上司俞济时门下，万家岭战役前不久，其接替邱维达担任58师172旅旅长，次年升任副师长，俞济时和原58师正副师长被相继调离后，他顺理成章成为师长。
廖龄奇虽能战善战，堪称将才，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和酆悌一样，恃才傲物，不善交际。换句话说，就是人缘不好。
早在第88师时，廖龄奇便由于刚正不阿而得罪了孙元良。
1938年南京失陷以后，第88师师长孙元良因作战不力，要被追究责任。结果，孙元良经过底下活动，反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72军军长。
按说到此，事情应该告一段落。不料，该师以廖龄奇为首，一大批中层军官集体上告孙元良的种种劣迹。
廖龄奇他们顾及孙元良的背景，孙的叔父孙震，乃川军大佬，同盟会会员，还是蒋介石在保定军校的前辈，更关键的是孙震在川军中拥蒋最卖力。
北伐途中，南昌战局紧张之际，孙元良抗命不遵，致使北伐军严重受挫。第6军军长程潜追究责任，直接说道：“要是不法办孙元良，这北伐也不用伐了。”
蒋介石为了应付程潜，表面上同意将孙元良枪决，背后却资助孙元良去日本暂避一时。
1928年，蒋介石下令组建国民政府警卫师，下辖两个旅，其中第二旅旅长就是孙元良。“一·二八”事变后，更是接替俞济时，就任德械师88师师长。
这次，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才勉强批准临时羁押孙元良29天，但释放之后不久，就被任命为第20军团副军团长。
廖龄奇意气用事，一下子和孙元良结下了死结。
到了第74军，廖龄奇不顾前车之鉴，又得罪了新任军长王耀武，对其态度傲慢，关系闹得很僵。不仅如此，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58师伤亡颇多，因人员补给问题，廖龄奇又得罪了薛岳。
南岳忠烈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其实一开始，薛岳一向喜欢能打仗的将领，对廖龄奇颇有好感，听闻其丧偶，当即托参谋长吴逸志出面，想把表妹介绍给他。
但廖龄奇忒不识相，即便是不愿意，借口也可以找出很多，可廖龄奇却偏偏来了一句：
“我历来不搞裙带关系！”
这一下，不仅让吴逸志深感难堪，还招致了薛岳的恼恨。从1938年进入第九战区，到1941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短短3年间，廖龄奇就得罪了战区的三个手眼通天的重要人物。
其实，以廖龄奇这样的个性，放在美、英等国，也不失为巴顿、史迪威那样的人物，但他偏偏又生在这个苦难的国度。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人生的最大任务之一，便是去处理人际关系，而廖龄奇作为黄埔政治系的佼佼者，竟然没有这种能力，这就为他的命运埋下了太多不可预知的变数。
1941年的上半年，廖龄奇鸿运当头。先是，他于三四月份，到岳麓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在此期间，上高会战爆发，由张灵甫代行师长之职。
此番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前，廖龄奇又请假到吉安结婚去了，大战爆发之际，正是廖龄奇新婚燕尔之时。
当副师长张灵甫带队从江西的分宜到达湖南境内时，廖龄奇依依惜别蜜月中的新娘，驱车赶回前线报到。
刚刚接手部队，58师就在激战中伤亡惨重，并被绝对优势的日军包围切割，但是大部分依然突围而出。之后，廖龄奇抗拒了战区要58师退往浏阳的命令，自行将一部由湘阴港渡浏阳河，集结于镇头镇西南许家桥、土桥及南门坝，收容以团、营乃至连为单位突围的部队。
收容完毕之后，廖龄奇强行拦下一列火车，将残部拉到株洲整理，自己则顺道回祁阳探亲去了。不巧，在火车上廖龄奇竟碰到了九战区的一名高参，这名高参事后向薛岳进行了告发。
廖龄奇身为一师之长，大战期间一度离开部队，如果戴上一顶“临阵脱逃”的帽子，那将引来杀身之祸。
薛岳、王耀武落井下石，带头攻击他居功自傲，不听指挥，更有人告他临阵脱逃。廖龄奇委屈万分，自以为是“天子门生”，径直跑到蒋介石那里想为自己辩白。
蒋介石此刻情绪烦乱，脾气暴躁，而且他最恨部下跟他辩解。而对于嫡系将领，蒋介石更为粗暴，动辄以家长自居，往往是一语不合，拳打脚踢。
廖龄奇实在是不识相，蒋介石明明在气头上，他还要往枪口上撞，结果可想而知。
10月21日，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刚刚结束，廖龄奇便被执行了死刑。
当时，大会秘书长贺耀祖有意保全廖龄奇性命，遂将手令暂时压下，想等蒋介石息怒，再趁机挽回。不料，会议闭幕时，蒋介石对外宣称廖龄奇已被枪决。
图片来自网络
到这时，何耀祖已感到救廖已无任何希望，蒋介石的选择不是选择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而是需要选择一个人头，廖龄奇本身的对与错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随后，贺耀组签署命令：“奉谕交宪兵第 18 团团长姚应龙立即执行具报。”
贺还指示，按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习惯做法执行，为了在枪决时不见鲜血，在现场铺上红毛毯。
10 月 22 日，即国民党南岳军事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午后，宪兵第 18 团团长姚应龙从侍从室警卫团一营郑畴营长处把廖接出，将廖龄奇押解至蒋家垅刑场。
临刑前，廖龄奇写了三封遗书：一封呈其母廖张伦处理家事，一封致妹夫陈耀庭托其照应家庭及待算师部账目，一封致其妻杨淑岚劝其改嫁，然后对负责执行的宪兵 18 团姚应龙团长说：
“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效命疆场,身上七次负伤，才升任少将师长，我即使犯了临阵脱逃的罪，也应该军法会审依法处决。今听信几个人的不实之词，轻率给以处决，我是于心不甘的。”
说完，从容就刑。
为了迎合蒋介石宣布廖龄奇已经枪决的时间，姚应龙将实际执行时间提前了一天。
廖龄奇身亡之后，蒋介石询问廖死前都说了什么。姚称:
廖要他报告校长，没有好好报效，有负教育之恩，将死之际，深感惭愧。
蒋介石听了，什么也没说，呆立窗前。片刻，他指示对廖龄奇依阵亡将官例给予抚恤，家人享受烈属待遇。
第二次长沙会战自1941年9月7日始，至同年10月12日止，历时35天。含湘鄂赣边区在内的湘北战场，中国军队投入兵力 37.8 万，日军则为 11.5万。
中方史载：
是役，中方伤亡官兵共计 69,917 人；日方伤亡数为48,372人。
日方史载：
中方遗尸54,000 具、俘虏4,300人；日方损失为：亡1,670（其中，军官122人）、伤5,184（其中，军官272人），下落不明14人，死伤军马 2,260匹。
两个多月后，当第三次长沙会战空前的捷报，传遍大江南北时，人们也许会感到，廖龄奇的死未尝没有一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