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的大同往事

耿彦波的大同往事

在大同城市发展史上，耿彦波这个人绕不开。耿彦波因“大同速度”引发全国争议，大同因耿彦波广为人知，两者之间有着难解难分的恩恩怨怨。

文化达人：“我感到一个城市永恒的生命力就是文化，你去了巴黎罗马，哪里知道它的GDP是多少，它的影响全是文化影响。”

耿彦波主政榆次时，力排众议修缮常家庄园，修复完工时，在超然阁门槛上留下一副楹联: “燕居田园，静听蛙声一片，动情于山水之间也，淡泊方是人生根本; 财取天下，拓开长路万里，报国尽匹夫之责耳，富贵不过身外浮云。”这位从晋中和顺走出来的官员，身上有着中国士大夫身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主义情怀，骨子里将自己当作文人

耿彦波自幼喜欢国学、唐诗宋词，年轻时能全篇背诵《论语》。1983年，耿彦波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干修班，期间，每天早上5点起床，抱一摞书到图书馆，学到深夜才回宿舍。这两年为耿彦波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在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一方面大搞城建开发建设，另一方面酷爱打“文化经济牌”。

“老说我们有5000年文化，但是传统文化在哪里？不能光存在于典籍，还应该体现在文物上。”王家大院、常家庄园、榆次古城、大同古城、太原古城都有他不可磨灭的烙印。每每工程竣工，他都亲自操刀撰写碑文铭文。

2008年，耿彦波上任大同市市长，作《大同赋》：“……奋皇城古都之余烈，振大同崛起之长策”，胸中有丘壑，就是要复兴大同。

大同，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曾是两汉要塞、北魏京华、辽金西京、明清重镇，有着辉煌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耿彦波决心把大同打造成历史文化名城。

耿彦波说：“我从太原调来当市长，我就想，大同除了煤与土豆，还有什么？我去了云冈、善化寺、上下华严寺，这么伟大的从北魏到辽金的艺术，多么好的资源，但宣传、介绍与保护都不够，整个城市的面貌、设施与拥有人类文化遗产的地位不相称。我到了一片老城区的一堆垃圾场上一看，一片低矮破旧的青砖瓦房，但里巷街区却清晰可见。别人告诉我，脚下的垃圾山就是被拆毁的大同城墙遗址，挨着城墙的正是一直未被破坏格局的老城。我像发现宝贝一样，决定清除垃圾，修复古城墙与历史街区，恢复一些老寺庙……”

规划牛人：“规划是建设的龙头，是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规划决定城市”

近代以来，大同城市规划发展经历了由向西、南到向东的转变。

1914年，京包线通车，大同的近代化开启。大同古城北侧的铁路枢纽兴建了一批城市建筑，南侧开始逐步发展。

1937年9月，日本侵占大同。10月15日，成立日伪晋北自治政府，大同举人夏恭任政府主席。1938年6月，晋北自治政府邀请日本帝国大学教授内田祥三、副教授高山英华、建筑史学专家关也克以及内田祥三之子内田祥文等来大同制定城市规划方案。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了解，于1939年2月完成了规划方案。

1940年，日本《现代建筑》正式刊发《大同都市计划案》，还有夏恭签发的第四一号布告文《关于大同都市建设之件》。

这套规划案借鉴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卫星城建设理念，将大同分为旧都市、新都市、工业都市和矿业都市。旧都市也就是古城。新都市位于古城西侧，呈环形放射状，规划人口18万。工业都市位于古城南侧9公里，十里河和御河的交汇处，规划人口3万人，工业与住宅分开设置。矿业都市位于大同古城与新城西南侧5公里，规划人口3万人。此外在工业都市和新旧都市之间设有一处机场。

能看出，这个计划案设置了大同向西、向南两个发展方向。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计划案并未得到实施，只是出于掠夺资源的目的，建设了对外公路、城区南侧飞机场、十里河桥梁等设施。

2009年底，正在给大同设计大剧院的日本专家告诉耿彦波，日本侵华期间曾为大同做过系统的城市规划。耿彦波借去日本大牟田市访问的机会，在日本国立图书馆找到了《大同都市计划案》，“专业性、超前性令人惊叹，惟一的缺陷是对人口没有现在的远见。

建国后，大同因为煤矿资源、铁路交通优势，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八大重点城市之一，发展了一批如428机车厂、616柴油机厂等大型苏联援建项目。为配合工业项目选址，大同分别于1954年、1955年两次进行城市总体规划。

1954年9月的规划以历史城区为中心，城市往西、南向发展，西侧建立新的城市中心，工业区平行设置于城市西郊。

由于新的工业选址，1955年规划方案将南侧确定为新城市中心，“这样不仅可以在近期的发展中充分利用旧城，就是在稍远一些时期内，旧城也被认为是政治、经济的中心”。

1964年再次修改规划方案，主要是改善基础设施。之后，市城建局撤销，规划停滞。

1982年，大同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鉴于此，1985年出台《大同市总体规划》，城市仍然是往南、西南向发展，形成从城区到口泉的带状城市，御河以东被规划为远期发展用地。

规划中第一次提出“历史保护”，在古城内设立分级保护区域，但保护和发展一直是一对矛盾。1985年的大南街，1988年的大西街，1997年的大北街、大东街、教场街、大十字街等开始改造，拓宽街道，拆低建高，西门、南门、东门外建立了多处住宅小区，“古城内各种古建筑及古城传统风貌，受到严重的建设性破坏，抢救大同古城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大同再次编制与历史城区保护有关的规划。2004年，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大同市规划设计院合作编制《大同市旧城区205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5年）》；2006年，由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大同市规划设计院共同编制《大同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年—2020年）》，不同于以往的单中心发展模式，这一版规划创造性提出“一主两副”发展模式，即以历史城区为中心，御东新区与口泉区为侧翼的城市空间结构。

历史城区以居住和历史保护为主，突出旅游、商业的份量。这版规划提出了“古城风貌保护区”，包括明清时期的府城以及各小城之间的连接区域。口泉区主要发展能源、加工业等工业，形成独立城市组团。御东新区被定位为“大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花园式的新城区。”这已经接近于耿彦波后来提出的“一轴双城”模式。

2008年1月，耿彦波调任大同。

调任的第二天，耿彦波来到市规划局。面对2006年版的规划，耿彦波不满意，“城市布局比较散，没特色；城市路网设计不够合理；产业布局不够集聚”。

之后，耿彦波沿着大同古城走了个遍，古城的里坊结构、华严寺等文化遗存尚在，但城市垃圾遍布、交通混乱、空气污染，许多古迹损毁殆尽。

10天的调研了解，耿彦波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一轴双城”的发展思路，完整保护古城，另外发展新城，打造以御河为中轴，西边传统、东边现代的“大同印象”，这打破了以往一直向西、向南发展的战略。

同年，大同市委、市政府作出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定，大同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实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决议。与此同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大同市规划设计院开始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在作大同市政府工作报告中，耿彦波铿锵有力地讲道，“规划是建设的龙头，是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规划决定城市。”

耿彦波决定为这座古城“转型”，信心满满，“五年见分晓。”

城建狂人：“我觉得城市建设是春天挨骂，夏天就好一点，秋天就有收获”

2008年3月，大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一份《严厉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紧急通知》，叫停了大同古城内的60多个旧城改造项目，一些在古城墙原址上修建的房地产项目被拆除、择地重建。

从2008年4月开始，古城内陆续开工东城墙、华严寺、善化寺、文庙、清真寺等十大工程。东城墙的12座望楼一字排开，尤其壮观。

拆迁也在如火如荼进行。特别是2009年，大同城中村改造之外的拆迁面积达400多万平米，平均一天一万多平米，“只要耿市长伸手一指，这一片拆，一周之内，这一片肯定要夷为平地。”

到2010年6月，东城墙基本完工，东城墙外43公顷的建筑已经拆除，开始建设环城墙广场公园，东城墙内进行城区内环路建设。南城墙内外也在建设中。

与此同时，华严寺、纯阳宫、关帝庙、善化寺、法华寺以及代王府等7个景点周边的原有居住、服务设施被拆除，大批传统四合院、街巷消失。

到2012年，东城墙的环城墙广场公园建成，并修建平城记忆馆、梁思成纪念馆和华严寺。其余的三面城墙中，南北两部分城墙已经基本建成，西城墙仍在建设中，瓮城及马面等已经修建过半，还剩个口子。

城区内环路除西侧外，其余部分已经建设完毕。代王府二期已经拆除完成。城区中心的四牌楼、靠北的魁星楼都处于修缮中。位于纯阳宫周围、文庙南侧、关帝庙西侧和南侧以及帝君庙西侧的仿古建筑已经完成。

同时，耿彦波一刻不停息地催促着大同的城市化。

在御东新区，耿彦波陆续开始了五大馆的修建，本着“每个大师都给大同留下一个作品”理念，美术馆请的英国福斯特，大剧院请的日本矶琦新，图书馆请的哈佛建筑系主任科恩……

2010年，修复文瀛湖森林公园；2012年和2013年，花费4000万元引入1000万立方米黄河水，将文瀛湖灌满。

路网改造全面铺开。“先修路，把城市的框架拉下来。”在耿彦波的城市改造理念中，道路不仅仅是为了交通，更是城市的血脉，是城市最直观、最生动的窗口。2007年他在太原主导的迎泽大街拓宽改造工程就是印证。

单单2009年，改造、新建的城市道路就达43条、总长110公里，雨污、弱电、自来水、供热等所有管网工程一并入地。5年时间，耿彦波一共修了200余条道路、400余里。

不仅修路，还“起名字”。重熙路、太和路、泰和路等道路以北魏、辽、金时期皇帝的年号来命名；魏都大道、平城街、云州街、西京街等以大同的历史称号、典故来命名。

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大同成了一片巨大的工地，工头就是耿彦波。

耿彦波从早到晚，什么都抓，解决道路裂缝、解决井盖和道路的合缝问题、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有没有达到3：1。

耿彦波不按常规行事。曾给耿彦波当了半年秘书的姬亚东，回忆耿彦波榆次的工作时说道，“耿彦波做事效率很高，常常不按常规行事。比如建设工程的供电有问题，他不会按常规先找副书记，由副书记找城建局局长，城建局局长找供电公司一把手，供电公司具体负责工作的人最后去落实，他常常是直接找供电公司的经理，甚至是具体供电所的相关业务负责人。”

耿彦波从不在政府大楼办公，总是在工地或街道，高高瘦瘦的，穿着白衬衫，带着各部门几十号人马，现场会随时开。一天只睡不到五个小时，天不亮就来工地巡查，谁也不知道是去哪个工地，所有局长、工程经理六点半就得在工地等着他。大同冬天早上六点半天还是黑的。“他总是出现在施工现场，看上去就像一个包工头，不像个领导，就像个受苦的人。”一位国企退休工人以前在工地经常能看见耿彦波。

耿彦波对不作为的干部直接让他辞职，对偷工减料的工头直接开骂，对拖延工期的国企直接指责，好些工程都是他看了后返工的。

不少市民看到耿彦波穿着的皮鞋，满是灰尘；坐在马路边小摊上吃煎饼或者锅盔，一脸疲惫。

那部纪录片的导演曾问耿彦波，“为什么你不能怀柔一点呢？”耿彦波说，“没有时间啊，我还能干多少年？大同错过这次机会就没有了，这次能冲上去就上去了，上不去就上不去了。”

历史不会再给大同任何机会了。

突然的调任：“没有过渡、没有原因，突然就调走了”

耿彦波脚上满是褶皱、灰尘的皮鞋，让群众津津乐道。

2013年年初，大同惠民西城小区的居民每人出一元，给耿彦波买了双新皮鞋。惠民西城小区大多是从古城拆迁搬来的居民，他们从内心感谢耿彦波给大同带来的改变。

买皮鞋后的不久——2013年2月5日，耿彦波就被调离大同，“没有过渡、没有原因，突然就调走了。”

耿彦波曾说，“再给我五年时间，我可以把纸上计划完全落地。”“我今年马上既要55岁了，只剩下5年左右的时间。我哪也不想去了，就只想待在大同，把百姓的安置费给搞好。”

这个理想戛然而止。

饯行宴会上，耿彦波举着酒杯敬酒，对同事们开玩笑，“婚姻太短了，没机会了。”

合完影后，耿彦波钻进车子，老泪纵横。

耿彦波离开了大同，他有些像蜀汉诸葛，有理想情怀，事必躬亲，结果落得个“出师未捷被调走，长使市民泪满襟。”

数以千计的市民自发走上街头，高举着签有名字和耿市长照片的红绸子，高呼着请耿彦波留下来的标语。这些签名请愿的市民，有很多是真心挽留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担心耿彦波走后，剩下的项目是否会搁浅，拆迁户的安置房还有没有着落的。

“把摊子铺的这么大，大部分人担心会不会留下烂尾工程？接任者认不认同他的思路？”大多数人的忧虑成了现实。

2023年11月8日，大同市政府发文，要求相关部门停止对大同美术馆、大剧院等71个在建工程的水电建筑材料供应，因为这些“工程手续不全，未经复工批复，仍然违法违规施工，严重影响全市建筑工程领域的安全生产”。

大同拢共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古城里拆成一团，新建的仿古建筑和拆到一半的房子仅隔着一条街。西城墙还有185米的口子，没有合龙。御东新区的建设也停了下来。

没有断过的争议：“大量工作要推进，就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完成拆迁，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能被牺牲掉。”

耿彦波从太原调任大同，是其仕途生涯中“最具话题性”的5年，各地的口诛笔伐从没断过，不少媒体质疑耿彦波的城市建设理念、古城保护方式、工作方式。耿彦波调任后，围绕大同古城修复而累积的建设资金、遗产保护、居民拆迁等问题更加凸显。

巨额债务

不管是古城还是御东新区，两头都需要巨额资金投入。

最初的规划中，耿彦波提出了500亿的投资计划，对于每年财政收入100亿左右的大同，确实捉襟见肘，但耿彦波一向是“办多少事筹多少钱”的狠人。

耿彦波有自己的算盘：自筹100亿，贷款100亿，争取中央、省里支持50亿，剩下的250亿，取自于“经营城市”的收入。

耿彦波对“经营城市”得心应手，以城建、文化保护增值土地，把生地变为熟地、热地，通过出让增值土地获取土地出让金。但事情的发展不如人意。耿彦波当初寄希望于开发新城，利用升值后的土地出让金来维持高额的城建费用。但是，以大同市民的购买力，短期内很难消化大量的存量房。

土地卖不来钱，财政赤字也就出现了。2007年至2011年，大同财政总收入从93.04亿元增加到162.26亿元。大同市财政局局长魏继平在2013年5月大同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大同市2012年全市和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13年全市和市本级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2012年，大同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80.3亿元，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执行则高达186.6亿元。

和灵石、榆次执政（欠了逾亿元债务）一样，2013年的大同也是欠了一屁股债。据媒体报道，耿彦波离任时，大同市政府已累计负债两百亿。

随着耿彦波离任，大同建设全面放缓，很多工程因为款项不到位迟迟未能开工。这次没“米”做不出饭来的滋味，只能让接任者咀嚼、让老百姓惆怅。

最先为“名城复兴”买单的是施工队。小工头董艺萍兄妹在惠民小区建设工程（耿彦波离任部分市民买鞋的那个小区）竣工数年未结算，外欠别人120万元。董艺萍说：“我们可能要成为耿市长‘名城复兴’政绩的买单人。”

许多被强拆户也成为大同“名城复兴”的承受者。从2009年开始，“钉子户”不断涌现，人们质疑“先拆迁后安置”的程序合法性以及“一刀切”的拆迁：不给地段补偿，不给装潢补偿，不区分原住房层次和朝向。

为给“城墙”让路，像新胜苑、和平里等建成刚满10年的新小区被强拆，这些小区住户的购房债务未还完，又得背债“购房”。

不少居民房子被拆了，却找不到合适的房源，只能补差价购买超出自身实力的大平米房子。

拆旧建新

2011年，耿彦波撰文提出了大同“古城保护”建设实践的“六大基本走向”理念：“从旧城改走向古城保护，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从文物造假走向修旧如旧，从文化包袱走向产业创新，从个性泯灭走向特色张扬。”

这些理念没毛病，令人们诟病的是，耿彦波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比如真实性、完整性、修旧如旧、不改变原状等原则）的理解是一套，实践起来又是另一套。对于文化遗产，“拆除、重建、补全”；对于历史街区，大拆大建、拆真建假。

耿彦波主张“致力于保护名城整体，古城全部划定为保护区域”的保护理念，但实践过程中，对不符合整体风貌的建筑统一拆除改造，大量清末民国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四合院、平房、多层住宅等居住建筑、公共建筑被拆除。

北半城的传统四合院绝大部分被拆除，出让土地被用于建设仿古四合院等房地产、商业。如今，古城内的一套四合院至少三四百万，不少北京人买。

50余条传统街巷被拆除、扩建，原有的“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绵绵巷”的传统格局被改变，十字街巷格局被改建为“田”字格局。

大拆伴随着大建。在2008年至2010年短短三年，有二十多项遗产项目迅速启动并完工。人们在古城参观，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太新了，不是老以前的东西”，“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如果打了折扣，那么它的价值也就所剩无几了。”

华严寺修复项目中，将仅剩的大雄宝殿、念佛堂等主体建筑周边的居住、公共建筑全部拆除，用以重建普光明殿、天王殿、千手观音殿等十四处建筑及配套设施，大部分复建建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内部进行了装饰与油饰彩画。

代王府复建项目中，仅剩九龙壁、玄真观、皇城戏台三处遗存，根据推测的代王府平面图，整体东移中轴线，新建二十余处殿堂门楼。

明城墙修复项目也是重建了瓮城等不存在的构件，采用夯土外围修筑钢筋混凝框架，在筑墙包砖，先包红砖再包青砖。

耿彦波的这种“狂飙”“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引起了新闻媒体的质疑。

2009年8月18日，《科技日报》一篇云冈景区在建工程将引发云冈保护诸多问题的报道，引来国家文物局的调查。国家文物局调查组发出两份督办函，“某单位擅自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华严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违法新建山门……方丈室和僧侣住房等，这些新建建筑均无科学依据，未经科学论证，未依法履行相关手续……立即制止大同华严寺、善化寺等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所有违法建设行为，对违法建设工程依法予以立案查处”。

结果，市政府对相关建设项目进行停工整改，并对涉事人员单位进行查处、行政处理。

人们担心耿彦波因此会被调离，没想到只是“虚惊一场”，耿彦波继续在“名城复兴”道路上“狂飙”，“拆除、重建、补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张广汉为此评论道，“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改造过程中，单独保护几个文物保护单位，将其他不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传统民居拆掉重建，会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造成较大破坏……”“……对待历史文化遗存，要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一些地方仍热衷于造假古董，搞仿古一条街，不惜拆掉真文物、真街区，还错把这当成名城保护。”

2019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两部门对大同等五个城市通报批评。大同“古城或历史文化街区内大拆大建、拆真建假”，被要求限期三年整改，整改不到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牌子就会被“摘掉”。

其实，文旅开发除了极少数挣钱的，大多是赔钱赚吆喝。现在的古城拆旧建假后，政府也没力量大规模搞了，只能让开发商搞四合院、仿古商铺，2021年位于古城西北角的房地产项目“铂蓝五龙巷”四合院，售价已不知超出当时政府征地补偿多少倍。

过度疏解

根据2004年版控规，古城人口规划为8万人。但到2012年耿彦波改造规划中，古城人口不能超过2万人。从2008年至2013年，大同古城共搬迁居民17230户。到2015年，古城人口已经不足5万人。

人口的疏解伴随着古城大部分教育、医疗、文化以及行政类公共服务功能设施的疏解，包括13所中小学、5所医院、5所文体设施与10所行政单位，这反过来又加速了城区人口的外迁。

如今，古城常住人口也就1万人出头。目前古城内的居民主要是以古城西南几个尚未搬迁的楼房小区居民为主，“新住民”多是在古城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人。

古城内除华严寺外，其余景点均已免费开放，但在吸引游客上不足，季节性比较明显。古城内不少临街店铺闲置。

11月初傍晚，登上东城墙向城内望去，只有商业街上灯光尚可，其他改造的四合院群、闲置地失落在黑夜中。

一轴双城的失衡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定位，“一轴两城”规划的御东新区作为大同的另一个城市综合片区，本是为了疏解古城以及古城片区，承接老城区的医疗、行政、文化等服务资源，计划通过两委班子以及各部门的搬迁带动人气。但反而推动了古城片区的发展蔓延。

前面已经提到，老城西边、南边区域一直是属于城市核心地带，尤其是古城南边区域是古城片区的综合居住、商业中心。

古城的人口与教育资源实际上仅由古城区内疏解至其外围3公里范围内的城缘区域。总体来看，老城区南边区域分配（较北边、西边）的疏解人口最多，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最好，房地产开发也充足；御东新区由于在疏解人口与教育资源配置上明显不足，单有商品住房建设，难以吸引人口。

11月初，在从古城返回古城南边宾馆的路上，正赶上放学阶段，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在去新区的路上，一路上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房地产，大多是年轻人购买，医疗资源仅仅见了一处，五大馆确实宏伟，但人气一般般。

不可磨灭的荣光：“老耿在的那5年，大同变化比过去50年都多。”

大师理念的落地

中国著名古建筑文化大家郑孝燮说过：“要想切实保护好历史遗产，光有‘有识之士’不行，还得是有决策权，又对保护文化遗产有充分认识的政府官员，我把这样的人称为‘有识之官’，耿彦波就是一个。”也许是王家大院、常家庄园的保护改造让老爷子动情说了这样的话。之后的“复兴大同历史文化古城”的举措，即使满是争议，仍旧不影响耿彦波“有识之官”的名号。

耿彦波对梁思成的“修旧如旧，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思想烂熟于心，提出大同“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紧固，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的发展思路，加大遗产保护力度，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心，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2010年6月12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梁思成学术思想暨保护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耿彦波发表了《在梁思成先生文物保护和城市规划思想的光照下前行》的演讲。

耿彦波讲道，梁思成先生关于文物整体性保护和修旧如旧的原则，为打通文化名城保护与复兴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范例。梁思成先生关于“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城市规划观念，伟大同文化名城保护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路和经验。

为此，耿彦波撰文：“在一个仅有3.28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保护与发展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与发展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求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可以这样讲，大同是中国目前唯一真正意义上按照“梁陈方案”保护古城的城市。”虽然说的有点满，但是以御河为中轴，分开发展的思路确实独树一帜。

耿彦波专门在东城墙广场修建梁思成先生纪念馆，东面是现代化的御河新区，西边是大同古城。当年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在大同得以复刻；当年梁思成等人考察的华严寺、善化寺等古建，已被精心修复，这确实是对梁思成先生最好的告慰。“我们修建此馆，就是要做他的学生，他当年未能实现的理想，在大同要进行忠实的践行。”

我们谈到“梁陈方案”时，是对历史无尽的惋惜。但耿彦波惋惜之余，却让这一思想这大同落地，无论如何是耿彦波给大同争取的一大荣光。

一往无前的热忱

五年时间，耿彦波在大同投入了全部热忱。他目标笃定，就是要恢复大同的历史、文化，一切从清空旧城，重建城墙开始。

面对记者“一些人评价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方式上太急，过多地体现了个人意志”问题时，耿彦波答：“我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个人没什么了不起，不能扭转乾坤。但是根据大同这个古城的现实情况，它没有替代性，必须有一代人把它完成。靠几代人努力，恐怕做不成，大家文化认识不一样，而且后任一般都不愿意在前任的阴影下生活。”

不少人批评说耿彦波造城。耿彦波说，造城有什么错？我也想做到修旧如旧，但有些地方已经旧得不能修，那就换上新壳子保护起来，比如大同古城墙，在原墙体的基础上夯土，包砖保护，缺口处进行钢筋混凝土架设。对城内文物的修复，拆掉大批违建的平房，让之前被遮蔽的文物重见天日。

有人批评说建假古董。耿彦波说，一百年后不就是真古董了。

面对老百姓给他起的“耿拆拆”，耿彦波说：“我看到他没有褒的意思，也没有贬的意思，基本是比较客观的……实际上我们的拆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拆迁是纠正过去的错误，因为过去的一些规划的起点不高，控制不严，好些是违法建设。我们现在就要把大同建设好，就要纠正这个错误。但在拆迁过程中，我们最根本的理念还是“拆迁谁、改变谁、造福谁”……经常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是‘耿拆拆’，我听了哈哈一笑。”

耿彦波在大同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记重锤，来敲响这面日渐式微的沉鼓。如今，这面沉鼓不敢说是响声震地，起码敲出了声。

城市面貌的改善

有人评价耿彦波，“在大同，他五年修了别人五十年都修不出的道路，在太原，他两年就干了别人二十年干的事情，当然，也用七年时间花了别人七十年花的钱。”

对老百姓来说，是不是好官，关键是看你花了钱能不能办成事。

大同在1990年审批通过的城市发展规划中就提出了保护古城、发展新城的主张，直到18年后耿彦波来到大同后才正式实行这一设想：“耿彦波到大同前，城市破烂不堪。耿彦波到来后，改变了大同的城市格局，从谷底唤醒了这座城市。”

大同五年，耿彦波共修建道路200余条、400余里。云冈景区建好了，华严寺修好了，和阳门完工了，各大现代场馆、御河生态公园、文瀛湖森林公园等生态绿地重获生机。

城市建设也契合民生改善的需求。古城之内被拆除的是一些成片的老房子，密密麻麻许多已经是危房，“住在里面很不方便，没有暖气，买煤、买菜和麻烦，但里面住着的又都是穷人，买不起新房。”

环境也明显改善，把大量的污染企业搬出去，基本上集中供热全覆盖，花10个亿在绿化。

大同的改变是实打实的。外地人来大同，直观印象就是“道路通达，规划分区，这才像个大城市。”

经济的转型

这一系列“烧”操作的背后是经济的转型，2007年在整个工程开始之前，大同是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 到2017年，大同市GDP总量为1025.8亿元，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5.8%、36.5%、57.7%，第三产业成为大同的主导产业。

大同喊出了“中国古都,天下大同”的口号。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华严寺接待游客10．38万人次；大同古城长假期间客流量达370万人次；市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三大文化场馆累计接待市民、游客18．73万人次……。

大同古城的复建，被赋予了城市转型发展经济的发展意义，担负着一个城市的荣光和希望。不管手法多么激进、饱受诟病，确实已完成。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如今，在网络上，围绕耿彦波的褒贬不断。在大同，往往聊不上十分钟，人们就会主动谈到耿彦波，谈到他对这座城市刻骨铭心的改变。在出租车上，师傅会给你介绍耿彦波留下的新大同城，“像个大城市吧？我跟你说，你现在看到的，在耿彦波到大同之前，全部没有，那时候破烂不堪，跟非洲差不多。”

这是因为耿彦波做了别人不敢做不想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耿彦波说，“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搞古城，不去搞民生和经济？你有那个条件吗？吸引投资你要有平台，大同人民是我见过居住条件最差的，铁打的城市流水的官，我是一定会调走的，你们这些人一定要明白做什么才是符合大同老百姓切实利益的，大同这座古城在中国历史上一定有它的地位，到2015年，我们就能看到胜利，以前我不敢说，这是管之后100年的。”

名城复兴的延续：“作为大同发展的接棒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完成这项未竟的事业。

2013年以后的大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走出耿彦波的时代。

“要是耿市长还在，早就完工了。”人们习惯把问题归咎于耿彦波被调走。其实继任者的接续更为可贵，他们接手了耿彦波留下的“摊子”，“作为大同发展的接棒人，有责任、有义务完成这项未竟的事业。”

耿彦波调任后，继任者是曾担任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的李俊明。“由于他在大同任职时间很短，也不是一把手，施展的空间有限，但他在债务问题上处理得非常好。”在李俊明任上，大同2013年归还银行贷款本息36.2亿元，2014年偿还40亿元政府债务。

2015年，张吉福主政大同，他借用大同的四道城门表达美好愿景，“让我们以和阳门见证同心、以永泰门见证同德、以清远门见证同律、以武定门见证同力，与全市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努力把这座伟大的城市建设得更美好、发展得更富饶。”

张吉福接过名城复兴的接力棒，积极破解古城修复、新区建设这些耿彦波走后留下的的“疑难杂症”。

2016年11月18日，全长7.24公里的明代古城墙修复完成，古城墙全面合龙，护城河全线贯通。同时，大同党政机关陆续入驻太阳宫，御东新区楼市回温。

2017年，大同市政府与北京建工集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北京建工集团承接大同体育中心、大同美术馆、大同大剧院的续建工程。

2019年，按照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提出的整改要求，围绕“留建筑、留乡愁、提品质、惠民生”思路，大同市全力实施“两抢救、两整治、四织补、一提升”工作，古城内众多历史街区和传统民居得到保护性修复。

2021年，卢东亮主政大同，在调研古城时指出，要以多留遗产、少留遗憾的责任担当，高标准完成好整改任务，持续加快古城保护与修复步伐，力争用2至3年时间全面恢复古城风貌。

2022年，古城建设作为接续推进古城保护修复的突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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