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岁女特工黄慕兰的传奇人生

110岁女特工黄慕兰的传奇人生｜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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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郭沫若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她是《风声》中女主角的原型……她是有着传奇人生的红色女特工黄慕兰。2017年2月7日，110岁的黄慕兰在杭州辞世。

年轻美丽的她曾以名媛的身份周旋于社交圈，暗中从事革命工作。她在上海滩营救过周恩来等革命领导人，却又在解放前后各遭遇牢狱之灾……她以百岁人生见证了中国的世纪之变，她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展开了另一层面的中国革命史。5年前，由黄慕兰口述完成的《黄慕兰自传》出版，如今翻开这本书，回望80年前，年轻的黄慕兰在变乱时代的人生选择，依然会感到惊心动魄。

今天这一条，即是黄慕兰在自传中所讲述的故事。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1907年生，湖南浏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55年和1967年，黄慕兰两次被押入秦城监狱，直到1980年才得以平反。2017年2月7日辞世，享年110岁。

痛恨军阀，一生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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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清光绪年间，是父亲的长女，祖父逝世时预言她的一生坎坷，不过晚年将很幸福。喜欢花木兰事迹，参加革命改名慕兰。

我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即1907年7月18日在浏阳北门外的皇家祠堂里出生的。我是长女，父亲因为是三十多岁才有女儿，所以对我宠如掌上明珠。我十一岁那年小学毕业，正逢两派军阀湖南混战，湘军赵恒惕部赶走了北军张敬尧部，张敬尧部下的士兵非常之坏，奸淫掳掠。那天晚上紧张逃难的经历，以及听到人们所谈的军阀士兵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暴行，使我萌发日后要坚决反对和铲除军阀恶势力的抗暴意识。

逃难后不久，在武昌徐家棚粤汉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就派人来，接我们全家到武昌居住，只有祖父年老恋乡，不肯同行。我因为喜欢花木兰事迹，后来改名慕兰。我十七岁那年祖父逝世，他把我叫到床前说：“你是我的长孙女，我最喜欢你，你是生不愿来，死不愿去（我妈妈生我时三天三夜都生不出来）。但你的一生很坎坷，不过晚年却会很幸福。”

《黄慕兰自传》

作者：黄慕兰

版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1年12月

婚后一年，丈夫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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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和宛希俨在武汉结婚。一年后，丈夫壮烈牺牲。

6月中旬我们辞去各项职务。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不久我们接到陈潭秋转达的党组织意见，要我夫妇俩7月14日晚上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父母为我们保守秘密，对外说我“已经出国留学了”。

年轻时的黄慕兰

我们登船前都化了装，希俨穿上长衫马褂像个商人，我梳了个巴巴头，装扮成家庭妇女。在船上我们曾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似乎对我们很注意。希俨警惕性很高，对我说“下船后，不要直接去南昌，我们到庐山去玩吧。”到了九江后，南昌有人来接，我们悄悄告诉来人恐怕有坏人盯梢，要想法子甩掉他们。

我在南昌的具体工作之一，就是要与共青团江西省委保持经常的联系。最早跟我联系的团省委书记叫“王麻子”，名字不记得了；团省委秘书长是饶漱石；还有位同志叫曹策。我和他们约好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每星期见一次面，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见面时传递的。

1928年1月，希俨接到中央调令，立即到赣西南地区兼任特委书记。当时我已分娩，生下杰儿只有三天，不能随他一起走。临走前希俨说，万一他有不测，就把孩子送回黄梅老家抚养，长大了好继续革命。7个月后，饶漱石告诉我希俨在5月时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壮烈牺牲。

轻生被救，重回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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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后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经周恩来同意，与贺昌结成革命伴侣，其间遭遇压力，轻生纵身跳入黄浦江。

1928年我到上海后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我是做记录的秘书。我从陈潭秋那里学了一套自己创造的速记符号，我也是这样做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贺昌问是否可以和我结成革命伴侣，我说要向周恩来汇报。恩来听说后很赞成，我们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

听说我们结婚，同志们都纷纷道贺，只有饶漱石对我冷嘲热讽，说我是攀高枝。我听后很生气，第二天政治局开会后我坐人力车回家，还在独自生闷气，竟然把小皮包落车上，包里有一本会议记录簿。我一路往回追，也没追到那辆人力车，我走在黄浦江边，觉得自己犯了这么大错误肯定要受批评，就产生轻生念头，纵身跳入黄浦江。

我在水里沉浮时，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救了上来。他们问我为何轻生，我已经头脑清醒，明白不能吐露实情，就说因为失恋了，从南京到上海找表哥，表哥搬家没找到，身上皮包又被偷走，身无分文。他们问我表哥姓名，我把平时联系的一个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说出。第二天《申报》刊登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报道。恩来理解联想到这应该是我，就让张国华以表哥身份将我带回来。

领导罢工，狱中助串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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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被囚禁百天期间，被捕的八个人团结在狱中，互通消息，保护革命的种子。

1929年春，经过江苏省委安排，我到浦西区日本人开的内外棉十三厂当学徒工，后来又转到浦东进了恒丰纱厂。我在两个工厂都参与了散发传单的任务，曾经因为饭篮子里有张传单被巡捕抓了。在法官面前我说自己根本不识字，传单是捡来的，为了包梳子。法官很严厉地问我：“发动工人罢工是共产党搞的，你听了什么人指使？”我抬起头，土头土脑，慢吞吞回答：“法官老爷，什么党呀？我是刚从乡下来，什么都不知道，这纸上写得什么呀？”因为我装得很像，庭上的律师帮我辩护，我就当庭释放了。

但是后来在恒丰纱厂我参与罢工又被抓进龙华监狱关了起来。我们同时被捕的八个人非常团结，我那时怀孕了总是呕吐，就帮着狱中的一个我们认作“干娘”的自愿牢犯帮忙拆洗犯人的衣服。我洗之前都很认真检查，有时会发现阵之法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小纸条。比如：“我是七零四号，请帮我找到同时被铺的七零五号，问他在对敌人的口供里讲了些什么？”显然是为了口供一致。我就会把七零四号的纸条放入七零五号的衣服中，让他们互通消息。

救周恩来，接关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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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向忠发叛变，我给潘汉年打电话，催他赶紧向组织汇报情况。

1931年1月，党组织决定调派我担任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而贺昌则瞒着我向中央申请到苏区工作，他的申请获批后我才知道，我坚持要与他同去，但最终还是听劝留在了上海。1931年深秋，中央的地下交通来接送贺昌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那年5月，他已经被送到郊区一处秘密接待站居住，但每周会来看我，同时也是打听对关向应的营救进展工作。

临行前他向我辞别时，我在楼上听见陈志皋坐的小轿车喇叭和发动机的声音，我叫贺昌赶紧躲到卫生间去。陈志皋是关向应的辩护律师，他家是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我因为机缘巧合，还被陈老太爷收做了干女儿，组织上认为认这门干亲，有利于掩护我的工作，所以给我备了厚礼，到陈家正式举行了拜见仪式。当然陈志皋和陈家上下都不知道我的共产党身份。

后来我想到了（叛变的人）应是向忠发。那天陈志皋本来还想拉我晚上去看电影，我装作头痛病发作先回了家。回家后我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我们见面后，我催他赶紧向组织汇报情况。当时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叫李富春、蔡畅等转移到都城饭店暂避。

过了几天我再去见陈志皋，装作不经意地问向忠发的案子如何了。打听到抓向忠发的人给蒋介石打电报说已经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蒋介石回电“就地正法”。审讯的人发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经投诚，但收到第一个电报的人急于邀功，已经抢先把向忠发枪决了。我们也算松了口气。

陈志皋示爱，为营救工作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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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为更好地开展工作与陈志皋结婚。贺昌在这一年的3月，遭遇国民党伏击，已牺牲。

1932年1月25日，父亲不幸病逝，我回家奔丧，但因营救工作需要，组织上没有批准我的请求。我于是到了申江医院暂时隐蔽，而对陈志皋说回家奔丧了，以避免引起外人怀疑。“满七”之后我才走出医院门，得知陈老太爷病重，赶紧去陈家探望，一直服侍老太爷到他3月去世。

那时《世界与中国》杂志社的两个人突然在发行所被铺，因为担心周围和他们有来往的人有可能受牵连，组织上让我先去杭州避一避风头。我在杭州期间，虽然不能公开出面从事营救工作，却始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一直通过陈志皋的关系，在幕后策划各方面的营救工作。

1933年我回到上海，志皋正式向我求爱，我因为一直惦记着贺昌能把我接到苏区，所以没有答应。

1934年，刘伯垂和赵畹华极力想促成这门婚事，他们代表党组织认为志皋是我们在上海营救其他同志的重要关系，如果我能和他组织成家庭，会掩护自己同时也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我虽放不下对贺昌的情意，也只好同意了这桩特殊的婚姻。1935年5月，我和志皋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我后来才知道，贺昌在这一年的3月，遭遇国民党伏击，已经牺牲了。

被国民党抓捕，杜月笙等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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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秘密逮捕，后来连杜月笙、王新衡等人也亲自面见戴笠，希望能放我们出来。

1942年12月2日，我生下一个男孩，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产后虚弱一直发高烧。志皋从医院聘请了一位特别护士陆小姐来做家庭护理。12日那天，家里闯进三个不速之客，他们说是警备司的人，要请我去谈话。因为我在病中，无法行走，他们三个人用床上的一条鸭绒被子裹住我的身体，外面再用绳子捆好，头上给我盖了一块毛巾挡风，就用竹床把我抬出门。这一抬就到了曲江火车站，我睁眼一看，志皋已经在那里默然坐着了。

我们后来又被从衡阳起解乘火车去桂林，准备再转乘飞机押赴重庆受审。在火车上我巧遇当年父亲的同事张福生，我向他要了纸笔，写了个条子托他寄给重庆青木关教育部李焕之，他是志皋的七妹夫。于是，我们被秘密逮捕的事终于突破封锁传了出去。后来连杜月笙、王新衡等人也亲自面见戴笠，希望能放我们出来。

后来国民党判志皋以“挪用公款”的罪名处以七年徒刑，我们在狱中坐牢两年，由陈石君保释出来。出狱后我才知道，我在曲江生的幼子，已夭折。1945年1月，重庆国民政府发出通知，着令我俩交保释放。

保沈钧儒赴港，促成上海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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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上海解放斗争中，曾经通过国民党空军学校校长做工作劝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留在上海。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下令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作为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沈钧儒在上海已经被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组织决定让沈老转移到香港。我们利用迁居的聚会，邀请了百余来宾。当日沈钧儒也出席，合影时他还对站在身边的蔡叔厚回眸一顾，站在蔡身侧的就是军统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好在两人并不认识。黄昏时客人们进入大厅赴宴，我悄悄陪沈钧儒在车库乘车，沈老爱惜多年所留长髯不舍得剪去，于是用大围巾围住。外人只当我送生了急病的贵客去医院。

我曾经通过国民党空军学校校长做工作劝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留在上海，后来与蒋纬国的养母一起吃饭时，她说这样似不妥，我就不再勉强，只表示走和平统一是光明大道。另外是通过胡伟克做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的工作，陈大庆是志皋的远房堂侄。那时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正考虑起义，陈大庆对他说了句坚定他起义的话：蒋介石认为他这个倒戈将领不可靠。

刘昌义的起义让上海提前解放，并且为上海在基本没有遭受重大破坏的情况下，完整回到人民手中做出贡献。1949年5月27日，我们和几百万市民一起，迎接了上海的大解放。

【后续故事】

1950年志皋离沪赴港，此后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1950年12月31日下午，分别20多年的长子宛昌杰从北京来上海，终于团圆。

1953年二儿子贺平被陈赓带到北京，请假去北京，母子相见。

1955年 “肃反运动展开”，6月5日半夜被公安局员工带走。

1960年初转送至秦城监狱。

1963年冬宣判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判处管制三年。

同年出狱，患卵巢囊肿，在长子家安顿。

1966年8月北京掀起“破四旧”造反抄家风暴。被红卫兵强行剃头，禁闭，睡板凳。某日被红卫兵抽打至三根肋骨断掉。又双手反绑示众。

1967年6月10日被造反派从家里揪出，再次被送进秦城监狱。狱中患高血压，高压达220，请护士记录口头遗嘱。

1975年2月大女儿允中上书邓颖超要求寻查母亲下落。邓颖超批交中央公安部答复。同年5月，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