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资料图

早期凯恩斯偏向自由贸易、反对关税

凯恩斯早期著作虽然没有特别考虑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各自的优缺点，但他的观点显然偏向于自由贸易政策。比如1913年凯恩斯出版的《印度的通货与金融》并不排斥自由贸易，1919年发表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明确表达了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这不仅是基于经济理论的考量，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体现。

凯恩斯认为，尽管政治上欧洲各国因民族仇恨而分裂，但经济上应追求统一与交流。他批判各国基于政治因素对贸易的限制，强调自由贸易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各国福利。此时的凯恩斯，将自由贸易视为一种道德准则和国际贸易的基本规范，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利益谋取。

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将自由贸易奉为不容变通的信条，秉持其最广义之诠释，凡由我方决断之处概不例外。即便未获互惠待遇，即便在极少数违反此原则即可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的特殊情形下，亦当坚守不渝。我们更应视自由贸易为国际道义准则，而非仅仅当作谋取经济利益的策略。”

1923年11月的英国大选，凯恩斯代表自由党发表了亮相声明，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自由贸易的偏好。凯恩斯引用了自由贸易政策有效性所依据的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比较优势法则，另一个是进口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利。

当时的凯恩斯断言：“如果说保护主义有一件事绝对做不到，那就是消除失业。”那时的他认为，尽管某些支持保护主义的论点确实难以简单驳斥，但声称其能解决失业问题，实则是保护主义谬论中最粗鄙拙劣的表现。

他分析称，进口实为收入，而出口实为支出，怎能指望通过减少收入来改善境况？对于关税他更是以其独树一帜的戏剧化表达方式诘问道：“关税所能成就之事，难道还有哪件是地震不能做得更彻底的？”

但此时，凯恩斯的思想已经出现了微妙变化，他意识到英国的经济地位已不复战前，资本外流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凯恩斯开始考虑国内经济需求，对自由贸易的绝对信奉有所动摇，这暗示着他逐渐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开始更多地关注英国的国内经济状况和实际利益。

凯恩斯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劳动力就业、保持外部均衡

英国财政部于1929年11月5日的会议纪要中宣布成立金融与工业委员会（即麦克米伦委员会），“旨在考察银行业、金融业及信贷体系，兼顾其运作所涉国内外各项因素，并提出相应建议，以使这些机构能够促进贸易与商业发展，并增加劳动力就业。”

根据委员会的结论，解决整个世界经济问题的最佳希望是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增加购买力，鼓励企业家精神和新投资。尽管凯恩斯和他持不同意见的同事们没有质疑这一建议对封闭体系的有效性，但他们质疑这对英国来说是否是个好建议。

凯恩斯和他的团队推断，如果货币当局降低长期债务的利率，或者如果政府应该尝试直接刺激经济，例如，通过公共工程计划，这些行动都会给英格兰银行带来压力，当然，除非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政策，英国的廉价货币政策将使海外投资更具吸引力，从而鼓励超过外汇余额的外国贷款。公共工程计划将通过刺激国民收入水平，扩大进口，从而减少外汇余额。

正如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中所概述的那样，单方面地追求这两种政策中的一种或两种，可能会引发黄金向外流动，从而导致外部失衡。面对外部失衡的状况，英格兰银行不可能在太长时间内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如果英国央行因此被迫放弃扩张性货币政策，国内经济复苏就会夭折。

凯恩斯和他的同事们得出结论，实际上有三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来提高国内就业和确保外部均衡。其中两种旨在增加对外贸易余额，另一种旨在增加国内投资量。具体来说，这些措施要求降低国内工资、限制进口、对出口产业给予援助，以及通过扩大对私人投资的补贴或通过一些其他形式的国家行动来鼓励国内企业。

凯恩斯反对减少劳动收入，因为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并“把更沉重的货币义务负担钉在债务人的肩上”。既然不能降低工资，那么当局还能依靠哪些其他选择来收缩货币收入的黄金价值呢？

有两种切实可行的方案：货币贬值和关税加出口补贴的计划。通过这些手段，人们希望以黄金计算的收入和成本可能会充分减少，以刺激外汇余额的规模，从而使英格兰银行能够毫无阻碍地推行货币扩张计划。

在当时英国尚且实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货币贬值并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债权国，他从国外得到了以英镑计价的大笔债务；因此，要使这种货币贬值，就意味着外债将被减记的数额与英镑贬值的数额相等。此外，有理由认为，这种行动将进一步损害国际信心。

而第二种选择，即要求制定一项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计划，更受欢迎。凯恩斯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为英国带来与英镑贬值同样的好处。征收关税，通过使外国商品更加昂贵，会像货币贬值一样有效地降低一定水平的货币收入的价值。

凯恩斯和他的朋友们列举了这种方法的两个优点：一方面，它是公平的，因为每一种货币收入都会受到同等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不会扰乱人们的信心，也不会失去与英国外国债权人的理解和货币贬值一样，关税的引入通过抑制进口，有助于改善对外收支，当然，前提是英国的出口不会出现抵消性下降。

凯恩斯提出关税对预算、公众信心和贸易平衡均有利好

1931年初，英国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全国四分之一的工厂处于闲置状态，同样比例的工业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政府正在认真考虑削减公共开支。

在国际领域，英国的出口工业越来越难以在国外市场竞争，因为他们的工资和其他生产成本更高。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受到资金持续外流的影响，因为海外的投资前景更为光明。由于债权国如法国和美国不愿像英国在战前那样借钱给国外，英国的对外地位进一步恶化。

要解决这些内部和外部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法：降低产出成本或增加对产出的需求。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助于恢复适当的利润率，从而刺激产出和就业，这是解决英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在凯恩斯看来，唯一可能有助于贸易平衡，同时又能消除扩张性政策所固有的所有危险的措施，就是征收关税了。凯恩斯认为，这样的措施将增加贸易顺差，维护英镑的汇率，从而有助于恢复人们对伦敦金融领导地位的信心。此外，它还会提高就业水平，帮助缓解预算压力，从而增强商界的信心。

凯恩斯希望通过关税给预算、公众信心和贸易平衡带来的好处，提振英国经济，使伦敦在财政上变得强大。凯恩斯不相信关税本身可以解决英国的所有困难；然而，他支持它，因为他相信它会给英国一个力量的余地和一个喘息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可以制定一个计划来对抗国内和国际问题。

凯恩斯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反对自由贸易的论点，即质疑进口必须等于出口这一自由贸易者的辩护原理。他指出，如果这个同一性确实成立，那么就没有必要担心贸易平衡问题。因为如果每一次进口的增加都伴随着出口的增加，那么每个国家都可以泰然自若地实施扩张计划。任何国家都不必担心扩张性政策会对其外部平衡产生有害影响。但凯恩斯指出，这与经验相反。凯恩斯问道，常识会支持自由贸易者吗？

凯恩斯转向保护主义，无论多么有道理，都引起了他的自由贸易对手的大量批评。例如，罗宾斯嘲笑他放弃了“在国际关系中为崇高而有价值的理想服务”，而其他人则指责他前后不一。对于罗宾斯的指责，凯恩斯反驳说，像正统经济学家那样“不伴随任何新的思考过程”，重复同样的处方是很容易的。他指出，英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摆脱非常紧张的局面。

金本位制度的消亡再次改变凯恩斯对关税的态度

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的直接原因是1931年夏天中欧发生银行危机后，对英镑的不信任浪潮席卷了英镑。

金本位制的消亡虽然令人意外，但却是由许多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是英国和外国生产成本之间的差距；世界性的通货紧缩；美国和法国的黄金囤积行为；以及异常的国际资金转移，特别是按照赔款和战争债务的要求。

这一意想不到的转折对凯恩斯的商业政策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改变了的环境下，他的保护主义提议失去了紧迫感。关税不再需要缓解英国的外部困难，因为在英镑的黄金价值下降的情况下，出口再次成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商品之一。因此，在英国脱离金本位制后的一周内，凯恩斯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敦促暂时推迟考虑他最近提倡的普遍关税。

金本位制度的终结使凯恩斯迅速改变观点，敦促暂缓考虑关税计划。他开始转向支持货币贬值，认为此时货币贬值带来的好处超过征收关税。凯恩斯意识到，随着英国放弃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需要重新构建。他开始构思新的国际货币政策，这为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他提出的“班科” 计划奠定了基础。

凯恩斯断言，目前最重要的考虑是货币问题。应该注意英镑相对于黄金的未来可能的水平，以及有多少其他国家可能会跟随英国的脚步放弃金本位制。凯恩斯还建议考虑制定一种健全的国际货币政策来取代黄金的可能性，这种政策将有助于“在坚实的基础上重建伦敦的金融霸权”。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他认为不可能决定英国是否应该转向保护主义政策。

凯恩斯在关税问题上的矛盾态度表明，他对外贸政策的思考大多屈从于国内经济考虑。在英国没有任何实际手段来应对内部和外部经济困难的时期，凯恩斯调动了他所有的智力，为保护主义提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但随着货币贬值成为现实，加之英国的问题有望得到一个更有利的解决方案，凯恩斯很快就赞同了这一观点，至少暂时搁置了自己的保护主义主张。

这一转变表明凯恩斯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始终以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内福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李井奎分析称，凯恩斯对关税的态度转变，深刻反映了当时英国经济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从早期的自由贸易理念到在特定时期对关税的支持，再到因时局变化重新调整策略，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始终围绕着如何促进英国的国内福利和经济稳定这一核心目标。

凯恩斯的思想转变过程还反映了他对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世界关系的深刻认识。他认为，经济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必须根据具体的经济环境和问题进行灵活运用。他批判那些固守传统理论、缺乏创新思维的经济学家，强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背景下，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凯恩斯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对后世的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提醒人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特朗普对等关税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

新经济学家智库：在经济学所有理论中，您更认同哪种理论？

李井奎：在微观层面上，我比较认同产权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阿尔钦和亚当·斯密的观念。产权的界定要足够清楚，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这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促进个人福利的提升。在宏观层面上，我比较认同凯恩斯理论，应当优先考虑国内就业和居民福利，如果自由贸易导致国内受损，就不应盲目追求自由贸易。同时，我也认同弗兰克·奈特的理论，他关注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意义，强调伦理考虑的重要性，对风险、不确定性和人类社会的组织、人性、伦理的思考非常深刻。此外，我对帕雷托的理论也很感兴趣，帕雷托理论指出人类受情感和利益支配，社会由精英统治且精英不断更迭，这有助于理解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方式。帕雷托提出的精英循环理论显示，统治社会的精英总是在锐意进取的“狮子”和善于编织规则的“狐狸”之间循环。

新经济学家智库：现在黄金表现突出，其他资产无法与之相比，是否意味着全球处于通缩环境？

李井奎：要理解当前经济形势是否处于通缩，首先要明确货币的定义和作用。货币是被广泛认可的交换媒介，具有贮藏过去劳动和财富的功能，它不仅是实物形式的财富，还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凯恩斯曾指出，企业家和投资者对未来的看法不同。企业家看待未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而投资者则通过计算风险和收益来进行投资决策。当企业家的投资收益过低或风险较大时，企业家可能不愿意进行未来投资。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特朗普政策造成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企业家和公众都倾向于持币观望。公众在不确定性增加时，会寻求最坚挺的资产来保值，这时黄金因其原始的确定性而受到青睐。黄金的坚挺表现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稳定性的原始诉求。当经济前景不明朗时，人们更倾向于持有像黄金这样具有稳定性的资产。因此，黄金的突出表现可能暗示着经济环境存在一定的通缩压力，但这需要结合更多经济指标和因素综合判断。

新经济学家智库：从历史角度看，您如何展望特朗普这次对等关税的结局，会以什么方式结束？

李井奎：特朗普的出现与美国自由主义的过度扩张有关。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思想将市场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了利益分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民主社会中通过选票反映出来，形成了一种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和调整。特朗普的政策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诉求，是一种对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的反弹，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利益分配不均和不确定性增加的担忧。然而，这种反弹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从历史经验来看，类似的政策最终会被更平衡、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所取代。当前全球化趋势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对抗性的关税政策难以长期持续。虽然特朗普的政策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会被更有利于国际合作与发展的政策所替代，最终历史会回归到更平衡的发展路径上。

新经济学家智库：您对当前应对关税有什么建议吗？

李井奎：必须承认我掌握的数据有限，可能不如相关决策部门全面。中国应在追求效率的同时，维护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民众希望享受高福利，而中国也有追求更高福利水平的诉求，这一矛盾长期存在。在应对关税问题时，应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避免单纯依赖贬值，而应寻求更平衡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