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的繁华——江西也是长江的交通要道
由于九江在“锦江湖带”上的特殊地位，它在历史上扮演着角色的角色，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江西省行政管辖区，是江西省地方行政中心之一。发挥区域中心城市作用，素有“江西门户”之称。从经济角度看，其功能往往超越江西，具有全国意义。它属于中国。长江流域的九江或九江，起着全国货物中转、调剂的作用，被誉为“七省的中心”。这样的角色，使得九江与鄱阳湖流域、九江与长江流域的关系变得特殊。
一
九江位于长江中下游交汇处南岸。连接湖北、湖南、四川与安徽、江苏、上海；它也是赣江-鄱阳湖和长江水系的交汇处。因为这个特殊的地位，九江扮演了历史上重要的角色。
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旬阳县、旬阳县（今湖北广济黄梅）先后由长江以北迁至南部柴桑县（九江）何文村长江（其位置位于今天的南浔铁路赛场湖畔大桥附近）；咸康六年（340年），江州州治由豫章（南昌）迁至旬阳（九江），九江成为他们与州、县、郡政府共同统治的地方。义熙八年（412年），旬阳县改称江州县，九江开始成为江西地方行政中心之一。以后虽然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但九江作为县（地、地）级政府却没有变化。九江作为地方行政中心，在明清时期不仅是政府统治的地方，其地位显然比普通政府要重要得多。明洪武九年（1376年），将全省十三府分为九江、南瑞、湖东、湖西、岭北五省。“九江道”辖饶州、南康、九江三府，道年在德化县（九江）。清代，广饶南九道（即广信府、饶州府、南康府、九江府）的治所也设在德化县。这不仅巩固了九江地方行政中心的地位，而且将九江行政中心的监管职能延伸到几乎整个赣北地区。
九江自古就是国家重要城市。早在西晋元康元年（291年），晋惠帝司马衷分扬州7县，荆州3县，置“江州”。西晋的“州”属于一级行政区域。公元304年，西晋分武昌县、庐江县三县置旬阳县。江州辖11县，州治为旬阳县柴桑县。其间，江州统治范围广阔，包括江西省全境、福建省大部、湖北省东南角、湖南省东南角。是西晋朝廷为了削弱荆州、扬州势力而设立的。从东晋开始，江州的管辖范围开始不断缩小。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年），今江西省全境称“江州”。唐代，江州行政区划至江西北部（相当于现在的九江市）。因此，九江作为江州市的主城，就成为九江市的旧称，并延续至今。尽管九江的建设地位逐渐下降，但其在长江流域的区位优势并未完全丧失。清末蒋向南在其《江西水道考》一书中谈及九江与长江的关系：“古称中流带彭口重城，府城为城”。曾为吴、楚两国重要会合之地，淮南为左右共有，故所谓之地，常有危险？”
由于九江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和在区域行政区划中的突出地位，九江历史上设立的各级各类机构也尤为复杂。据《乾隆史记》《德化县志》卷四，《公署》：布政司、巡视局、检察院、检察都、指挥室、军事装备检验处、直隶九江警卫处、九尾局南司、道标中军处、北九尾司、千户管理局、韦经验、韦总督、韦镇管理局、九江路、推官办、通审办、漕江办事处、九江投递办、监狱秘书办公室、百户管理局、旗总署、苍大使、批复检验所、税务局、甘蔗局、鱼厂等一系列行政、军事、民事和税务机构。
同样，鄱阳湖流域不仅是长江重要的供水区，也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腹地的重要屏障和枢纽。清末蒋向南《江西水道考》在描述江湖关系时说：“九江与宜府交界处虽有大河，却由蓬里湖之水归还；方便以江为经，以湖为纬，以湖为赣江为经，诸水域为纬。大小细节清晰，脉络有些清晰。”这意味着长江是鄱阳湖所有水的回归。水运时代，应该是民用划船的大动脉；鄱阳湖注入了以赣江为主体的五大河流，也是整个流域水运的经脉。九江控制着其下游的湖口、彭泽，也带来了长江、鄱阳湖的优势。由此可见，九江早已成为长江流域水水联运的重要中转港。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商贸贸易中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从经济角度看，九江作为全国商品整合中心历史悠久。王殷《晋书·地道记》曰：“浔阳南开六路，通五山，北通长江，远行闽汉，来商纳甲，亦城也。”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开通，成为南运北粮的重要水运通道。它与赣江、大禹岭运河相通，形成了贯穿中国南北的水陆交通线，连接首都长安，南通广州。它使全国交通形成以水运为基础的大网络。南北物资、公务邮件、商务旅行主要通过大运河-长江-赣江-大禹岭-珠江运输。江州港（九江）在这个大交通网络中发挥着中间港和枢纽港的重要作用，超越了原有区域性港口的局限性，转型为国家级港口，成为国家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的中转口岸。由于九江的重要地位，宋元时期在九江设立了转运仓（运输）、茶运司等转运征收机构，处理粮食的储存、转运和茶叶、盐的征税等事务。特别是元代设立“茶调司”至元十七年（1280年）。管辖范围包括皖南、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七省产茶乡镇的税收和专卖。并转运，故享有“七省通衢”、“三河门户”之称。
到了明朝，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南北货物往来的频繁，长江、运河上的水运业务蓬勃发展。九江因长江中下游黄金水道和南北物流的交汇而日益凸显。从景泰元年（1450年）起，明政府在九江设立钞门，由户部官员监管。继承于清代，其地位不断上升，在长江流域的货物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隆年间，每年约有4万至6万艘长江船舶经过九江，平均每天一百至十艘。乾隆末年，“每年征税白银约60万两”，最多的超过70万两。九江关不仅是清代长江流域税收最高的关口，也是清代长江流域税赋最高的关口。就全国而言，九江关也仅次于广东海关排名第二。九江已切实成为全国粮、竹、盐、茶、京广等粮食流通中心。光绪《江西通志》云：“吴、楚、巴、蜀、云、贵、百越之货已收。”可见，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九江长期以来在传统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重要的货物中转中心之一。
九江龙开河畔热闹的码头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九江于1858年开埠通商，1861年设海关，1862年12月正式开闭税。随着外资的涌入，现代航运业在九江兴起，九江古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先进运输手段相适应的现代化港口开始出现——船舶港口和装卸，九江港也开始从木帆船装卸活动转变为采用汽船装卸程序的现代化港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港口。鄱阳湖流域货物进出口的重要通道和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
1861年九江龙开河英租界真实照片
美国启昌公司是第一家在九江港建设现代化码头的航运公司。其昌公司于1862年开始开通上海至汉口航线，并在九江港修建了现代化的客货码头。此后几十年，怡和、太古、日新等外资航运公司，以及招商轮船三北、红安、达达、宁绍等民营航运公司以及江西省的小型航运公司也纷纷落户九江港。。机构设置、码头建设、船舶停靠、客货装卸等，港口发展迅速。1915年2月，南浔铁路建成通车，进出九江港的货物量增加。九江进出口贸易额超过7000万关两，在全国所有签约口岸中排名第9位，第3位。长江沿岸各港口城市之一。港口年吞吐量达73万吨，年进出口船舶约5000至6000艘次，年木帆船约2.5万艘，船舶码头增至14个。成功的场地，其腹地也相当广阔。
在长江流域，由于1864年设立九江海关，确定了九江海关的征税范围：至湖北武穴，下至江苏江宁水面；江西全境和安徽、湖北部分地区被划为腹地。因此，九江海关设立初期，在长江流域的贸易链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876年《烟台条约》规定：“沿江至安徽大同、安庆，江西湖口，湖广武穴、芦溪口、沙市，皆属内陆地方，非通商口岸。长江水系，应该是这样。外商不得私自卸货。现在我们来说说住宿方法。允许船舶停靠停泊，所有商业货物均由民用船舶卸货，仍按内部规定办理。”条约规定，湖北安庆、大同、安徽武穴、江西湖口为九江海运口岸，其进口和进口而出口贸易必须经过九江口岸；九江海关十年报告指出：九江进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穴、大同、安庆等地的市场情况。由此可见，九江的辐射区域不仅包括江西，还包括安徽、湖北部分地区。光绪年间《政治官报》记载：“九江商港，为长江中心，为上下游中心。商船营运，舟船相通。情况与湖北汉口、山东烟台相同。允许成立商业协会。”
同时，作为鄱阳湖流域唯一的进出口贸易签约口岸，业务范围覆盖整个鄱阳湖流域。拥有内河航运、南浔铁路等水陆交通，将新疆修水、饶河、抚河、赣江、鄱阳湖全境纳入其腹地。“所有出口产品都应该以本省作为转运中心。”江西的瓷器、大米、靛蓝、苎麻、茶叶、纸张、亚麻、竹材、木材、石油等农副产品均经九江出口；鸦片、棉制品、煤油、糖、火柴和肥皂等商品都是从这里进口的。江西一切现代事物的出现，如现代工业、现代交通、现代邮电通讯，都是从九江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九江已经成为江西现代化转型的中心。九江经济有了开埠的契机，一度在江西占据领先地位。据《申报》（1934年12月27日）记载：“九江主要码头、仓库，货物充足。中转仓库、报关行、银行存款行、杂货商并列，比南昌还差。”所以有“江西生意不如九江，虽是省会”之说。”。
20世纪初的九江古塘海关
就全国而言，九江是中国第二系列港口、长江流域首批开放的三个港口之一，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从进出口贸易额来看，九江港的进出口贸易经过几十年的开放，尽管受到战乱、政治动乱和经济变革的影响，直至抗战时期，但进出口贸易总体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特别是1929年，进出口货物总值达到7014万关平两，是九江开港以来的最高峰，在长江港口中排名第三。尽管1937年浙赣铁路建成，部分货物转入浙赣铁路，但九江港的贸易总额仍超过6000万元，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胶州。、广州、汕头、重庆、九龙等港口。全国排名第九。在长江流域中，九江一直占据着较大的份额，位居上海、汉口、重庆之后的第四位。享有“三大茶市”、“四大米市”的美誉。
同时也应该看到，与传统社会相比，近代九江在全国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长江流域也没有优势，呈现边缘化趋势。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九江城市经济结构不完整。九江在长江流域的城市体系中扮演着角色的角色，是货物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导致九江工农业产值长期停滞，全市经济结构不合理。九江在整个长江流域商品流通体系中的定位是商品集散中心和中转站，而不是商品生产基地。结果，九江的经济繁荣完全依赖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时的商业投机严重阻碍了商业发展。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严重削弱了九江市的工业化水平。城市经济的不稳定性限制了其作为区域枢纽的集聚和扩散效应。
二是缺乏对外拓展的战备意识。传统时期，政府仅将九江视为重要的货物运输咨询机构，而没有将其发展为长江流域的重要集散地；江西地方政府仅将九江视为地方行政中心。九江通商的开放，一方面因外国资本主义的进入而改变了传统城市的功能；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西方影响，一些与现代化有关的新因素逐渐出现。当时江西的统治者大多利用九江开埠通商的机会，进行残酷的剥削。打压限制的弱点，一局就多卖一城，多一差就多断人。”高税收对九江贸易造成重创，通商口岸影响力逐渐下降，失去了优势。拓展长江经济链的机遇。
三是经济腹地被压缩的市场空间有限。一座城市的凝聚力与其腹地的规模和财富成正比。由于开放较早、交通便利，九江一度占据了较大的腹地，城市经济辐射整个江西省及皖鄂部分地区。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九江的优势地位日益受到威胁。东受上海控制，西受汉口挤压，南受南昌控制，加上其腹地被分割为芜湖、宜昌、沙市、长沙等后来开放的口岸，九江的港口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越来越小。此外，1930年，鄂、皖、赣三省重新划界，九江以北划归湖北黄梅县和安徽宿松县管辖。从此，九江失去了跨江统治的能力。城市经济功能大大弱化，城市发展空间有限，九江在长江流域的张力明显有限，不利于九江城市功能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当前形势，江西经济发展战略应以京九线为基础，以南昌为中心，北连九江，南接赣州，形成贯通南北的中轴城市带。赣州是南接珠三角经济圈的窗口，九江是北接长江经济带的桥梁。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在其周围开发建设一批相距一定距离的城市，形成城市网络带，扩大和带动辐射范围，为区域均衡发展作出贡献。从当前全国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最有潜力的经济带是以长三角经济圈为龙头的长三角；就江西经济基础而言，赣中、赣北最为雄厚。江西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九江的情况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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