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二代”的生存、精神和婚恋，是怎么陷入大溃败的？
很多年前，广东发布了省内首份“富二代”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将是非公有制企业主交班的关键时期。
财富交接是全国普遍现象，因为富二代已经不是分散个体，而开始以阶层的身份集体亮相。由于上代人财富中的原罪，长期以来负面新闻不断，富二代这个词，一出现就背负着沉重的贬义。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充满敌意的污名，是对自己的妖魔化想象，为了寻求救赎和突破，他们中许多人，都想摆脱“富二代”这个称呼，而改名叫“新一代企业家”。
有意思的是，当时间来到了第三个十年，富二代的名字，不仅没有被革掉，反而成为了社会中最令人艳羡的称号。
与富二代这个群体并行的，是穷二代，他们有很多代号，比如“农民工”“进城务工青年”“打工人”， 富二代想摘掉富二代的帽子而叫“新一代企业家”，穷二代也拒绝被称“农民工”而认同“白领”。
名字只是一种外在符号，所谓的改名，实际上是新一代富人和穷人身份的重新定位，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不想被叫富二代，是因为想把过去在法律之外积累财富的污点洗刷干净，从而获得更加合法的地位。不想当农民工，是因为不想再像过去那样，在社会中处于被歧视、被驱逐、被边缘、被掠夺的地位。
按照穷二代其中一员总结的，他们是“赤贫人群的一部分，农民工，城市小手工业者，产业工人，不满现状的企业雇员，流氓无产者，困厄的三本狗，专科狗。总的来说属于社会的中下层”。
他们通常是“农村家庭或城市底层小市民家庭出身，有的十二载寒窗考上大学，攻读理科专业，等真正工作后却发现没有获得理想的效果，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他们渴望爱情，但在物欲横流的城市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得。他们对未来不敢抱太多期待，房子车子对他们来说只是遥远的梦想。总而言之，他们的尴尬处境是“身份卑微、生活平庸、未来渺茫、感情空虚”。
大家好，我是丰兄，今天给大家聊聊穷二代。
今年4月份，有四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相约跳崖，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
这几个人有一些共同特点，都收入微薄，都家境贫寒，都有着自己的生活困境，有的没有成婚被锁在婚姻链条里，有的被周围人嘲笑长期活在阴影中，有的因为生存焦虑而难以自拔。
如果非要寻找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这些人都是来自农村来到城市，却难以立足，找不到身份认同。
在这背后，揭露了一个庞大的打工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和小镇，在城乡结合部或工厂文化中成长，以打工或做小生意为生，他们时常面临“现金饥渴”，不得不像侯鸟一样奔波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
1958年，国家出台了第一个管制人口流动的法律规定，农村劳动力被严格地锁死在土地上。80年代以后，农村兴起乡镇企业，一批农民走上“离土不离乡”的致富道路。
此后大规模的人口开始涌入城市，到1989年，国务院甚至颁发《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农民流动到沿海地区打工，“春运”和“民工潮”这些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然而90年代，农村的土地承载力已经快到了极限，人们不得不外出打工以求生存。
1993年11月份，深圳一家玩具厂发生大火，87名女工丧生，51人受伤，这家工厂的香港籍老板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并非去妥善处理此事，而是选择了连夜逃往海外。
致丽玩具厂女工就是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直到2004年，国务院文件第一次把这个群体称为“农民工”，被看成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在此十多年中，正是血汗工厂的原始积累时期。
由于农民工收入不足以满足他们在城市里抚养子女、居住、教育的开支，他们只能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两地奔波，这种劳动力的高度流动也称为“流动劳动体制”。
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沿海地区一些企业不允许农民工加入工会，理由就是他们不是工人，而是农民。企业不用为这些农民工缴纳社保，理由是他们在老家有土地作为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只能拼命榨取自己，从而获得可怜的资金积累，并把这些积累全部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中，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摆脱和自己一样的命运。
历史的残忍就在于，当这些穷二代满腔热血踏入城市时，以为靠赤手空拳就可以打拼出一片事业，却不知他们即将要重复父辈们的命运，甚至还要更糟糕。
他们在生存方式、精神状态和婚恋问题上，都走向了大溃败。
“穷二代”，贫困的传承者，是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处于社会较为底层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们。他们可能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
他们的童年可能被高额学费门槛，阻拦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如今只能进血汗工厂，靠出卖体力拿到低廉的收入维持生计，也可能被父母耗尽心血供养上大学，但是只能以游民的身份蜗居在城市。
网上有一条关于穷二代的“18条标准”：
别人说：家里钱不是问题；你说：问题是家里没钱；
寒暑假，经常需要到田里收庄稼或在城里打工挣学费；
有当城管的冲动，好罩着天天被驱逐的父母；
经常有扼住命运喉咙的冲动，但每次喉咙都被命运扼住；
如果读过《红楼梦》，最受触动的应该是晴雯的判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等等。
有多少富二代们白玉为床金作马，就有更多穷二代们昼出耘田夜绩麻。
打工仔们常年在工厂劳动，他们的农村身份以及年轻的身体，不断被强化成“不成熟”“落后”“愚昧”，于是要求被改造，追上现代化生活和工作伦理。
他们这种身份与企业家和管理阶层，恰好形成了“现代”与“半现代”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的微薄薪资和生存状态，造成他们与“现代人”的距离被不断放大，好像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现代人”，似乎永远被烙印在那个若隐若现的“农民”标签上。
当他们被编织进现代都市生活中时，往往会被认为“低素质”群体，而是否是有“素质” ，也成为了能不能融入城市的一种资格。
以上这些话，可能不太好理解，因为厂妹厂弟们的收入，未必一定比城市白领低，也未必一定就会随地吐痰、满口脏话。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城市人对他们那份“乡下人”的歧视呢？
答案就在于房地产，因为今天的中产阶级文化是被房地产确立的。
2000年以后，房地产越来越注重“文化品位”，动不动就“上流居所”“贵族领地”“生活美学”，将房子和人生幸福高度绑定。
而中国人在城市居住的地方，通常叫“小区”，这是一种空间和生活文化的区隔，与外面的空间和外面的人，有十分清晰的边界，小区与小区之间，天差地别，他们也常常充满着阶级敌意。
在一般人看来，在高档小区居住的人就拥有“高素质”，在低档小区居住的人就拥有“低素质”，而没有房产到处搬家的人，就是社会盲流。
房地产在底层设计上，又和教育、医疗资源高度相关，所以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文化品味上，房子都成了中国人一生都摆脱不了的坟墓。
打工仔们由于常年居住在城中村和贫民窟，生存环境造成他们无法融入中产阶级文化，接受到的阶级歧视比其它人更严重。
大学毕业生跟农民工不一样，他们受到了高等教育和城市文化的洗礼，从“素质”上说，好像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经济收入和劳动条件依然处于社会底层。
尽管穷二代中有不少人上了大学，但就业的前途渺茫，工资也仅能糊口。
因为好工作基本上都被强势阶层夺走了，比如，因待遇不错，电力系统作为绝对的垄断行业，一直是人们向往的就业热门，但是这些“上岗证”，大多数都被内部消化了。
穷二代基本被排斥在正式的组织体系之外，他们很少加入工会，也没有党团生活，更没有单位体制的庇护，因此，当他们在工作岗位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反抗的方式就是选择离职，这是弱者的最后武器。
而东北西走，频繁跳槽，也不过陷入到朝不保夕的轮回。
在关键的婚恋问题上，男性穷二代青年正面临终生单身的情况。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已经被淘汰，很可能不再有机会结婚。
在城市里，资产阶级小姐们在婚恋选择上，越来越注重理性计算，“感情”也被纳入了计算范围。结婚不能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否则单身比结婚更好。
在农村，媳妇成了“少奶奶”，高价彩礼极为普遍，一些农村年轻妇女手握积蓄，在城市过上了少奶奶似的生活。她们从抖音、小红书、朋友圈那里，学到了小资生活方式和都市价值观，在生活中搞功利化社交、健身拍照打卡，将“精致独立”的抖音女郎，当做自己的榜样。
上一轮泡沫狂欢里，由于女性心理预期已经被阶层跳动的幻觉大规模拉高，而现实中能够买单的人越来越少。
穷二代的都市生活方式以及顺利完成家庭再生产，取决于上一辈的支持程度。一旦家庭无法有效支持，年轻人便很可能无法走进婚姻；哪怕缔结了婚姻，在城市安家，也可能因为生活无法维系而分崩离析。
从生活到婚姻的失败，让穷二代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精神现象，对国家前途拥有无限信心，对个人前景却充满悲观。
毕竟，解放全人类的1.0版宏大叙事，早就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于是，那些享誉全球、百试不爽、经久耐用的民族主义，又开始泛滥了。
资本主义新秩序导致的剥夺感，让穷二代渴望找到一个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打破资产决定生活机遇的逻辑。他们渴望融入强大的国家力量，来对抗那些抽象甚至是虚构的社会对立面。
但是“神兔二象性”的问题，往往在穷二代步入社会，经过捶打之后，会逐渐显现。
一种新的剥削方式正异军突起，正蔚为大势，在经济“脱实向虚”的临界线周围滑动，以双虚财富为大杀器，力推金融财富、智能财富、身份财富、贷租财富的恶变，正在实现对民众最疯狂、最凶险、最快捷、最全面、最大规模的洗劫。
一次次996，一次次PUA，一次次被割韭菜，一次次被被房东赶走，一次次被基层教育，一次次被丈母娘拒绝，都足以让他们破防。
穷二代们为什么总喜欢看左边的风景，因为2.0版的程序出了太多bug，3.0版才刚刚建好文件夹，不管里面有没有内容，但至少是个精神寄托。
在城与乡的撕扯之中，穷二代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小镇人）？城里人不接受他们城里人的身份，而他们自己也不接受自己农村人（小镇）的身份。
穷二代在城市中的漂泊流动，宛如原子化的个体不仅缺少集体意识和行动的可能性，甚至缺少构建稳定社会生活的能力， 一旦面临危机则可能轻易地走上轻生或者暴力事件的道路。
穷一代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从自我否定、打工，到最终接受农民身份的“完整”循环历程， 尽管它事实上也造成了身份认同的分裂，但毕竟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顿自我的农村归宿。
而穷二代已经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完整的身份认同的循环，他们期望将自己转变为城市人，却看不到希望，前进之路已经封死，而后退之路早已关闭。
在这场巨大的生活革命中，资本主义新秩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人们的世界，面对着同样的遭遇，不同人的处境，却不尽相同，一部分人开始安详地践行着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另一部分人只能终日劳动、饮酒、叹息，并以一种复杂的眼光，看着这个光怪陆离却难以捉摸的时代。
参考资料：
《贫富二代不约而同的改名隐喻的阶层调适》曹林
《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危机：中产化的“农二代”，与不得不自养的老人》新乡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