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始末
引子
＊本文作者刘晓农
本文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当时参与攻打永新的红军战士吴生开写的《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的点滴情况》，二是宁冈井冈山会师馆刘晓农写的《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始末》。分别从局部细节及整体上叙述了袁文才、王佐的历史旧事。
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含冤牺牲，时年32岁。
袁文才墓
1950年，党和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亲切地会见了他们的家属。
王佐墓
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的点滴情况（作者吴生开）
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事件的起因、责任等情况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材料。我作为袁、王被杀事件的见证人，再补充几点。因为当时我在红五军四纵队四中队十大队当战士，亲身参加了那次“战斗”。（当时红五军军长是彭德怀，党代表是滕代远）。由于当时我还是个战士，所了解的情况不一定全面。
记得是一九三〇年二月，袁文才、王佐接到通知，带领部队驻进了永新县城（谁通知的搞不清楚）。当时红五军也由赣西转回水新，住在永新天河一带（那时有规定，红军凡到一地，要接受地方党委领导），二月底的一天，永新湘赣边界特委派了一名干部（名叫左拉，我与他曾在永新游击队共同生活、战斗过，因此，比较熟悉）到红五军来。那天我正好在部队驻地村口（水新县天河街，现划归吉安县譬辖）碰到他。一见面他就问我，“吴生开，你们军部在哪？”我回答他：“不知道”，左拉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当时看到他那副样子，我估计他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在身，因此未喊住他多问。
就在左拉来过后的当天晚上，我们部队就接到军部下达的紧急集合的通知，并交代每人准备好一条白毛巾，规定一律扎在左臂上。队是在军部驻地村口一块空场地上集合的。集中完毕后，首先由军党代表滕代远作动员。一开始他就问：“同志们，你们知道今晚我们要紧急集合出发去干什么？”大家答：“不知道”。接着他讲：“根据上级指示，今晚我们要去永新县城消灭驻在那里的袁文才、王佐部队。因为他们不听指挥，都是过去的老土匪。”他还讲了一些话，我记不起来了。动员时，彭德怀同志也在场，但未讲话。
继党代表动员之后，又交代了有关问题，告诉大家左臂上扎的白毛巾是作为夜间作战时，区分敌我用的，如果遇到没有扎白毛巾的就可以开枪。同时区分了战斗任务。一切准备完毕，当天晚上部队就向永新县城出发了。
拂晓前，部队到达了永新城外，立即按部署控制了城外的几座浮桥，封锁了进出县城的大小通路。在部队未到达之前，永新游击队已先期到达，住在城内外，并从外围将永新县城团团围住了。因为参加这次战斗的，除红五军的四纵队和军部的一个特务连，共五个连的兵力外，还有永新游击队的四、五百人配合（约四个连）。当时永新游击队的大队长叫李聚奎，党代表是刘作绪。
“战斗”开始后，我们中队是从东门和北门攻入城内的。因为战斗之前，永新游击队已将城内袁、王部队驻地及使用的口令摸得一清二楚，并告诉了红五军参战部队。因此，未经激战，部队就入城了。不久，在距离城东门不远的一幢房子里，找到了袁文才。当时他是睡在一张木床上，上身赤膊，下身只穿着一条短裤，部队冲进房子，待他发觉想拿枪反抗时，即被打死摔到床下（谁打死的不清楚，我分析被红五军打死的可能性比较大），袁文才被打死后参战的很多人都看到。后来又到处找王佐，但搜遍全城都未发现。有的讲王佐听到动静后，匆忙突围时掉进东门城外的冬瓜潭里淹死了。估计淹死的可能性是大的。其理由：1、王佐不会游泳；2、城外的道路和浮桥都封锁了，加上他选择突围的地点——东门，城外面正好是禾水河中水最深处之一。当地人都叫冬瓜潭，因为永新城东有座冬瓜山，所以就称山下的一段河为冬瓜潭。顺冬瓜潭而下便是东门浮桥，我记得当时浮桥完好无损。
“战斗”结束，袁文才、王佐部近三百余人除打死的以外，其余的都缴械了，后来将愿意留下来的一部分编入红五军，我们连分来了两名司号员，是兄弟俩，姓龙，不愿留下的允许回家。
打完仗后，我们部队在永新县城休整了几天，随后又出发去参加打安福、宜春等战斗。
至于这一仗是奉谁的指示打的，依我看，是接到水新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当时派特委干部左拉来红五军，估计就是传达特委关于攻打袁文才、王佐部队指示的。要不然为什么就在那天晚上集中部队去攻打永新县城呢？
袁文才打死后，可能是由永新游击队负责掩埋的。因为我们部队当时打完仗后就没有管这件事。
（陈盛道整理）
正文
（一）袁文才的情况
袁文才，乳名选山，外号牛崽子，宁冈县茅坪马源坑人。
生于一八九八年，家有父、母及兄长四人。少年时期，家小康，得以在象山庵读完乡小，后又在马源私塾先生谢道经处就读。因其天资聪颖，读书成绩优异，故得名“文才”。
袁家在茅坪一带是小姓，素来受到谢姓土豪的欺压。从二十岁起，袁文才家境开始下降，曾在家里务农一年。此时，父亲仍然希望将他培养成材。1921年，借钱送他到永新中学读书。在中学刚读完两个学期，父亲猝然病逝。安葬父亲后家中开始负债，无力供给学费，袁文才只得休学回家，一面务农，一面继续自学。
到家不久，茅坪的世袭劣绅谢冠南派人来源坑催收路费和桥费。袁文才历来痛恨这个勾结官府，横行乡里的老土豪。不仅恨其不择手段地剥削农民，更使他气愤的是谢冠南的次子曾经霸占过他的前妻。头天晚上，袁文才串通村里的亲邻抗交捐税。翌日，谢冠南的大儿子谢殿一在马源坑挨家挨户地收费，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坚决不交这笔冤枉钱。他硬着头皮来到袁才家里，袁厉声地质问：“年年收了这么多费，究竟修了多少路和桥，这些钱到谁的腰包里去了？”谢殿一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恶狠狠地说：“难怪马源坑的人腰杆子硬起来了，原来有你这个‘读书人’在撑腰。”袁文才不示弱地顶上说：“读书人又怎么样？难道就兴你们才读得！”谢殿一听后冷笑几声，轻蔑地说：“穷古老想宝，想得三年有米讨，等你牛崽子读得成书，耕田的牛牯也能中状元！”说罢扬长而去。袁文才受到侮辱，怒火中烧，拳头紧攥。
1923年春，江西省参议会改选参议员，宁冈分配了两个名额。那些官僚豪绅，名流政客，纷纷大肆活动，捞取选票，有的不惜花钱施行贿赂。谢冠南答应了本县官僚，在省城任省教育厅厅长龙钦海的选票，暗中得到了可观的贿赂。行贿人事倩办得不精细，让别人知道了，也传入了袁文才耳门。投票选举那天，袁文才也去了。当谢冠南鼓吹龙钦海的讲演才停，袁文才突然高声发问：“要我们投票可以，听说龙厅长送来了一笔钱，不知能否拿出来公用？”谢冠南闻声大吃一惊，连忙矢口否认。袁文才毫不放松，当众把行贿的经过抖落出来。谢冠南恼羞成怒，对着袁文才叫骂：“要是你牛崽子能够分钱，谢绍基也能够分（谢绍基是无亲可依，专门看守祠堂庙宇的叫化子）”。袁文才遭到无情的奚落，深感屈辱的怒火从心底逆发，指着老土豪叫骂：“吃冤枉钱的人，终究不得好死！”这时，会场上的人们都向着袁文才，会场起哄，选举就此了事，谢冠南被袁文才弄了个措手不及，狠狈不堪，对他更加怀恨在心。
晚上，袁文才夜不能寐，心里思绪翻滚，一件件不平的事情，一回回难忍的耻辱浮现在脑海，他想到读书这条路走不成，跟谢冠南的怨仇是结定了，难道就此甘心忍受欺凌，不，人不可无志，要挺起胸膛跟他们斗！可是，怎样与这些和官府串成一气的豪绅斗呢？想到这里，心中不免茫然。
此后，袁文才更加沉默寡言，经常独自深思。他和哥哥袁选通十分劳，家里田少就开荒垦田。有一次，他正在田里耘禾，一行人从半冈山方向走来，来到田边突然停住，为首的一个壮汉朝袁文才拱手问话，袁文才仔细辨认，那人原来是半冈山的绿林“马刀队”的头领胡亚春。谈了几句，李亚春单刀直入地邀请袁文才加入“马刀队”。袁文才听后吃惊不小，表面装得很平静，含糊其词地应了几句。胡亚春见情，知趣地说：“你再好好考虑吧，我们回头到你家里喝酒。”说完带着众人走了。
袁文才早就知道胡亚春和“马刀队”的情况。胡亚春本姓赖，家住黄洋界下的半冈山。原来也是穷苦的农民，因有一股流窜而来、专门打家劫舍的溃兵强迫他带过路，被土豪劣绅诬告为土匪，逼得躲在山上半个多月不敢回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真的拉起绿林队伍，号称“马刀队”，以长柄砍刀和马刀为武器，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在半冈山一带活动。自从遇到胡亚春后，袁文才在思想上激烈地矛盾着。他见到“马刀队”常常以“吊羊”的办法把一些土豪劣绅整治得很苦，心想这也痛快。但一想到有人把他们称为“土匪”，自己又是读书人出身，心里就犹豫不决了。
果然，七、八天以后，胡亚春他们又到马源坑，袁文才母亲自然不好冷落他们，留着他们吃饭，胡亚春喝了几碗酒，带着醉意问袁文才考虑好了没有。袁文才没有立即答话，若有所思地长叹一声。胡亚春趁机说：“听说你与谢冠南向来不和，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难道你就甘心让他踩在自己的头上？”这话击中了袁文才的心弦，袁文才仔细思考一阵，为了要报谢冠南的仇，答应先暗中入伙，胡亚春听了欣然同意。
“马刀队”是注重义气的，常常派人把“吊羊”得来的东西送给袁文才，尽管袁文才表示不要，他们还是这样做。快到过年时节，来了个小头目，代表胡亚春邀请袁文才去“吊羊”，袁文才不好推辞，只得去了。此后，还参加过几次。但每次派分财物时，袁文才都不肯多要。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久，袁文才秘密参加“吊羊”的事，被谢冠南知道了。老土豪认为这是除掉袁文才的机会来了，写了一张状子，诬告袁文才“通匪”，派儿子带着许多银洋前去伪政府告状。伪县长得到了银洋，立即准奏，派伪连长来士清带兵前去提拿袁文才。敌人开到茅坪，有些群众探得了风声，偷偷地跑去告诉了袁文才。袁文才全家躲进村后的山上。一连敌兵开到马源坑，没有捉到袁文才，便在他家里翻箱到柜，杀鸡打狗，大吃大喝。有个敌兵，在二层楼上找到了一小罐陈年酒酿，独自喝得酪配大醉，沉睡在楼板上。当宋连长吹哨子返回时，醉兵猛然醒来，慌乱之中，竟然忘记了放在楼上的步枪，将门口一根扛木头用的撑棍背起就走。
敌人刚离家，袁文才的母亲和嫂子就回到了家里。嫂子在楼上发现了一枝枪，就立即把枪送到袁文才那里去了。
敌人行至半路，发现醉兵背的是根撑棍，宋连长连忙带队伍返回马源坑，袁母躲避不及，被敌人抓住，醉兵到楼上找不到枪，凶狠地逼问袁母，再三问不出下落后，竟开枪打死袁母，还放火烧了房子。
从此，袁文才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土豪劣绅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强烈的复仇怒火在他心里燃烧，安葬好母亲后，他告别了兄嫂亲邻，带着那枝枪，愤然公开投奔“马刀队”去了。
“马刀队”大多数是文盲，早就想得到一个有“文才”的人物，袁文才的到来，自然使胡亚春他们大为高兴，当晚设宴款待，派他为“司书”，专门办理文墨工作。袁文才到“马刀队”后，显示了非凡的才干。他平管说话办事考虑周全，又精通文墨，得到众人的信服。在管理内部经济方面，他实行细水长流,储存使用，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吃大喝，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状况。在“吊羊”的问题上，他主张对豪富者下手，反对侵犯平民百姓的利益。在防御国民党军队方面，他提出了一些灵活的战术计划,数次使“马刀队”脱离困境，化险为夷。不久，他便担任了“参谋长”。这一时期，边界的绿林大肆活动，严重的危及土豪劣绅的利益，豪绅们不断向伪政府呼吁派兵镇压。一九二五年十月间，伪江西省政府增派一营敌军进驻宁冈，专门搜剿“马刀队”。
“马刀队”没有被敌人的压力所屈服，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群众的支持，顽强地坚持在深山老林里。
一九二六年夏，北伐军的先遣队伍攻克了湖南。为了发动广大群众配合北伐革命，江西省委派了许多党、团员回到各县，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派回宁冈的是一伙青年学生，有一名党员和六名团员，成立了一个团支部，书记由党员龙超清担任。支部在学生中成立了一个叫“文明社”的团体，以此为阵地，联络进步力量，还组织学生上街演说，宣传工农革命，打倒列强等。
几个月后，支部感到在学生中工作颇有进展，但对于推动全县的工农起来斗争成效不大，认为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必须要掌握一支武装力量。在一次会议上，有个团员提出了动员绿林来参加革命的大胆设想。支部分析了宁冈的几股绿林，认为争取“马刀队”的条件较好，便确定鼓动伪政府对“马刀队”实行招安，说服袁文才军队下山。
支部组织学生以“文明社”的名义拜会了伪县长沈清源，谈话当中，干方百计地鼓动伪政府招安“马刀队”。伪县长苦于“马刀队”难以消灭，在众人力劝之下，只得同意。团员们又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为“招安”一事出力。
初计成功，与袁文才同过学的龙超清同刘辉霄、刘克犹等人义前去半冈山找袁文才。袁文才见老同学来了，很是高兴。吃过晚饭后，大家在一起叙谈，当问到袁文才如何到了“马刀队”时，袁文才感慨万千，将如何与官府豪绅结下深仇，被迫投身于绿林的经过讲了，众人表示同情，从“马刀队”今后的前程谈起，说出了“招安”一事。开初，袁文才连连摇头，表示反对。众团员不慌不忙，一个个侃侃而谈，着重指出了“马刀队”如何适时地利用“招安”的机会，以图发展的重要性。袁文才见众人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不禁认真思考起来。双方推心置腹地谈到很晚，最后，袁文才的思想终于想通了。
翌日，袁文才又带着龙超清等见了胡亚春。这个绿林头领开始也不同意招安，在众团员滔滔不绝的劝说下，加上袁文才也在一旁极力附和，也就勉强同意。但提出要伪政府派七名有身份的人质来此，才派员下山谈判。
回到新城，龙超清等向伪县长作了汇报，说“马刀队”的头领对于政府不究既往，表示感谢。伪县长见招安有可能实现，甚为高兴。当即确定了谈判日期和地点。还委任“文明社”去选定人质。几天之后，以三名学生四名绅士组成的人质抵达半冈山。胡亚春原来以为招安搞不起来，无非是几个青年学生说说而已。
现在眼见这场戏真的唱起来了，心里不免慌张。他一则恋贪绿林生活，二则害怕招下去以后受骗上当。便决意推出袁文才去冒这场险，自己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袁文才不好推辞，只得与一个名叫李筱甫的到白石上坑村参加谈判。
一九二六年九月初，袁文才、李筱甫率领五十余人，带着三十多条枪，毅然开赴新城，接受“招安”。几天后，成立了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李筱甫任副团总。
袁文才率队下山后，龙超清等人经常去找他，往往一谈就是半夜。谈话中，有意识地引向特定的话题。旁敲侧击地影响他的思想。袁文才在永新读中学时就受到进步思想的一些影响，对于这样长谈并不感到厌烦，而是饶有兴趣地问这问那。渐渐地，他对于阶级压追、工农革命、共产党等问题有了一定的理解。
九月底，北伐军由湖南向江西长驱直入，攻克南昌。江西省政府因战争紧张，将驻在宁冈的部队抽调走了。伪县长沈清源一则不相信保卫团，二则怕群众起来造反，急忙成立了反动地主武装清乡局。团支部分析了全县的形势，认为伪政府军力空虚，正是动员袁文才率部起义的好机会。
自从伪清乡局成立以来，袁文才清楚地认识到伪政府和豪绅阶级根本不相信自己，也产生了先下手为强的想法。在龙超清和刘辉霄等人的启发下，毅然决定率部起义。十月下旬的一天，袁文才率领保卫团包围了清乡局，战斗打响后，团支部组织了上千农民前来参战。经过一场激战，消灭了清乡局，缴枪二十多枝，活捉了沈清源和一些反动官吏。
武装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以龙超清为主席，袁文才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军事工作，保卫团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此时，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一批团员转为党员,成立党支部，支部领导全县人民掀起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贫官污吏”的斗争，成立了各级群众组织。农民自卫军也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担任维持地方治安，镇压不法土豪劣绅的任务，先后驱逐、打死、赶走了四任反动县长。按照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自卫军招收了一批青年农民入伍，队伍发展到一百余人，有六、七十条枪。
一九二七年一月，袁文才受党组织的派遣，前往吉安参加农民运动训练班和军事训练。经过短期的学习，他的思想觉悟大有提高，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同时，军事上也增长了知识。回来后，袁文才向党支部提出申请，要求入党。党支部指定刘辉霄和刘克犹当介绍人，不久，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边界本来正在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被镇压下去了，边界各县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袁文才率领部队退回到茅坪。
七月下旬，袁文才接到永新县委的求援信。原来，永新的土豪劣绅勾结伪警察局突然包围了县委和农协会，将县委负责人和七十多名党员，关进监狱里。他们秘密传出信来，请求袁文才火速派兵去营救。袁文才觉得救人要紧，连夜派人去联络王佐。二十六日，袁、王两支部队联合攻下了永新，打开了监狱，及时地救出了受难的同志。战斗刚结束，安福县农民自卫军在王兴亚的率领下，也赶到了永新。几天后，袁文才率部撤回茅坪，永新县委也随之同来。此时，这支农民武装只有袁文才一个人是党员,由于缺乏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队伍内部存在着绿林习气，缺乏正确的政治目标。
九月二十九日半夜，有两个永新农民送来了一封信，袁文才看完信，派人立即把自卫军的其他头领叫来，不多久，李筱甫、谢角铭、周桂春、陈慕平等人都来了，袁文才把信念了一遍。信的内容是工农革命军要来宁冈一带驻扎，请自卫军多协助，落款是“毛泽东”。刚念完信，司书陈慕平兴奋地说：“毛泽东就是毛润之，他是我的老师，是党的中央委员，我们要去迎接他才好。”接着，谈起了他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情况。可是这意见遭到了谢角铭的反对，理由是怕人家吞并，两人还争论起来了。袁文才经过仔细思考，最后说：“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他带队伍来这里建立根据地，我们要支持他。不过，慎重也是必要的，先派陈慕平和龙超清去探个底吧。”
三天之后，陈慕平同龙超清、龙国恩从三湾回来，他们告诉袁文才，三湾来的队伍正是毛委员带领的，毛委员亲切地接见了他们，他非常关心自卫军，还说希望能同袁文才见面。袁文才听了心里非常高兴。可是令他纳闷的是，毛委员怎么会了解他们的情况呢?
其实，毛委员是在秋收起义的前夕了解到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的情况的。那是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制订起义计划时，有人提出如果起义失利后部队往那里撤。会上沉默了一阵,忽然，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亚说，要是打不赢，部队就往我老庚袁文才、王佐那里撤，那里高山大岭，是敌人鞭长莫及的地方。毛委员听了很感兴趣，会后，又向王兴亚作了详细的了解。果真，起义部队遭到失利后，毛委员适时地改变了原来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进军井冈山。到了三湾后，又给袁文才写了信，派农民李长里连夜送到茅坪。
十月三日，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古城，在文昌官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确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也讨论到如何对待袁、王部队。会上，有些人认为袁、王是土匪武装，主张以武力对付。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这样做，对袁、王部队进行全面分析，指出袁、王部队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豪绅阶级有深刻的矛盾，是革命的，只要我们方法得当，就能把他们争取过来，这样既能增加革命的力量，又有利于秋收起义部队在并冈山立脚扎根。最后，会议决定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会议期间，毛委员还同龙超清商量了会见袁文才的事。
十月六日，袁文才等人在古城与茅坪之间的东源大仓村会见了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鼓励袁文才努力革命，并决定工农革命军送一百多枝枪给他们。袁文才等人非常感动，表示欢迎部队进驻茅坪，自卫军包下部队的吃粮和用钞，还当场赠给一千元银洋。
七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在袁文才部队的协助下，设立了后方留守处和医院。休息了七、八天，毛泽东同志决定把伤病兵和后勤人员留在茅坪，主力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
工农革命军离开茅坪时，袁文才向毛泽东同志一再要求派干部训练自卫军。毛泽东同志也很关心自卫军的训练。部队来到酃县（今炎陵县，在湖南省东南部，井冈山西麓)水口时，便派出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三人返回茅坪，帮助袁文才与他们共同制订训练计划，把一些不良分子清除出去，招收了几十个贫苦农民入伍，编成两个连，集中在步云山白云寺，开展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十一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回到茅坪，亲自领导步云山练兵。
（二）王佐的情况
王佐，生于一八九八年。原籍江西安福金田，家住遂川县下庄。父亲王樟生是个贫苦农民，母亲范成妹，生五男一女，王佐排行第五，又名王云辉，绰号王南斗。
王佐家境十分贫寒，只有少量的冷水田，全靠租种有钱人的“客田”。幼年时的王佐，没有吃过几餐饱饭，没有盖过新棉絮，寒冬腊月，几兄弟盖着棕蓑衣挤在一起。九岁时，父亲病故，王佐兄弟六人全靠母亲抚养，生活更为困难。十一岁时，母亲为生活所逼，把他送到宁冈船底坑胞姐王光妹家，帮助带小孩、砍柴和做家务事。一年之后，姐夫石炳祥见他颇为机灵，手脚又很勤快，就想让他去学艺，因其年龄甚小，就将他送到士山的裁缝师得王冬文那里学徒。王佐在师傅家白天学艺，早晚做些家务事，颇得师傅称心。习艺三年之后，王佐的缝衣技术颇为熟练，能单独操作，便告别师傅满师回家。
王佐自小目睹穷人受到官府豪绅的欺压，特别是看到土豪劣绅欺侮他的母亲是寡妇，任意派捐派款，使他幼小的心灵就打下了痛恨的烙印。他十来岁时曾对伙伴们发誓，长大后出了头，总有一天要把那些心肠最毒的土豪劣绅剥皮抽筋！苦难的生活陶冶了王佐顽强的性格，他虽然打起了缝衣的招牌，但每逢附近的有钱人请他去缝衣，偏偏不去，而穷苦老表要缝衣，只要捎个信，就欣然前去，有时工钱也不收。然而穷人家有多少衣服可缝呢？久而久之，尽管他手艺颇好，生意却很清淡，生活十分清贫。
从一九二三年起，湘赣边界绿林四起，遍布各地，什么老山的唐光耀、金狮面的杨佐山、半冈山的胡亚春、剑岭下的邝天贵、五井的朱孔阳等。这些绿林到处“吊羊”，把有的富裕绅士弄得倾家荡产。王佐看见有些上豪劣平昔称王道霸，无法无天，就是害怕绿林们“吊羊”。他暗自思付：要是自己也能用这样的办法惩罚那些土豪劣绅，岂不痛快！尤其是朱孔阳处死宁冈的首富吴祖纯，更使他萌生了参加绿林可以报仇的念头。王佐二十六岁那年，朱孔阳派人请他去缝衣，王佐有意对绿林进行一些观察，也就去了。时间一久，朱孔阳见王佐脑子机灵，且有胆量,要他充当带路和侦察情况的“水客”，有时还要他赴宁冈、永新县城购买东西。王佐每次均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常常得到朱孔阳的额外奖赏。
将近一年来的绿林生涯，使王佐增加了不少见识，积蓄了一些银洋，决意自主门庭，单独拉起一支队伍。一九三四年春节过后，他用六十块银洋，向一个欲回广东原籍的散兵虢新桥买得了一支九响步枪，辞别了朱孔阳，回到下庄邀请了十多个同乡友好和无业游民，组成一支队伍，自命为首。
起事后不久的一天，遂川四个税警带着枪来到下庄催收捐税，王佐事先就得到了消息，用计将四个税警灌醉，缴去枪枝。王佐又听说下七村有个叫刁飞林的铁匠，会制造鸟铳和土枪，就亲自把他邀到下庄，结为义兄，出钱与他娶妻。刁飞林立即起炉造枪。从此王佐的枪枝日渐增多，他还从湖南请来一个姓谢的卖艺人，尊为“师爷”，专门办理文墨之事。
王佐原来由母亲凭媒，娶家住石姬的农村妇女兰喜莲为妻,只因兰比他大一岁，不甚称心。后来又娶垇背绿林头目罗冬生的妹妹罗夏莲。
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派牛文田团进剿井岗山，绿林们见敌入来势凶猛，有的吓得逃往湖南，有的吓得向伪政府投降。王佐把队伍拉进山高林密的老井岗山一带，与敌周旋。牛团搜剿数月，毫无效果，士兵们疲惫不堪。这时，离茨坪不远的永新拿山，有一个附近百里首屈一指的富绅叫尹道一，也联合一班豪绅协助进剿。尹道一见硬的不行，就向牛团长献计，提出先用“招安”的办法将绿林们骗下山来，以后再设法消灭。牛文田表示同意，组织了人大肆活动，首先想方设法说服罗冬生，接着又来劝王佐。王佐经过慎重考虑，提出同意“招安”，但坚持：第一要牛团长撤兵，第二他的队伍受编不受调。狡猾的尹道一表示接受条件。这年底，罗冬生和王佐各自率部在茨坪集中，不久后设立了“新遂边防保卫团”，以罗冬生为团总，王佐为副团总。
果然，时隔不久，心地毒辣的尹道一施展阴谋，骗罗冬生前去泰和县任保卫团团总。罗冬生不知是计，欣然赴任，行至中途遭到尹道一靖卫团的袭击，当场毙命，部下四处逃散。
王佐得讯后大吃一惊，急忙率部回到下庄。尹道一见用软的整不到王佐，又带着靖卫团上山进剿。王佐同他打了几年，结下了深仇。
一九二六年春，王佐的队伍内部发生了一次叛乱，使他险些遭到杀身之祸。一个叫李斋脑的部下企图篡权，纠集几个人发起叛乱，意欲杀死王佐。王佐仗着一身武艺，撑竹竿从围墙跳出，摸黑奔到半冈山找袁文才。袁文才久闻王佐的名字，却未见过面，对他热情相待。二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还歃血为盟，结为同年“老庚”，在半冈山逗留几天后，袁文才派堂弟袁丁殊带一个排随王佐回去重整队伍。
出乎王佐的意料之外，他的队伍并没有涣散。原来，李斋脑叛变不成，反被李克昌等人杀掉。李克昌正欲派人去找王佐回山。
这时，王佐的队伍发展到一百多人，六、七十条枪。他把司令部移到茨坪，与驻在茅坪的袁文才遥相呼应，紧密联系，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攻。王佐与袁文才在几年的共同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王佐知道自己不识字，见识也少，对袁文才非常钦佩和信任，言听计从。
一九二七年元月，遂川县农民协会派王女铮来五井一带组织农民协会，王佐受到革命的影响，同意把队伍编为农民自卫军，还配合农会对不法的上豪劣绅进行了有力的打击。
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了湘赣边界。开始,王佐以怀疑的眼光对待这支部队。不多久，他从袁文才那里得知了毛委员和工农革命军的一些情况，他相信袁文才办事是沉着稳重的，也就略为放松了心理上的戒备。十月下旬，听说工农革命军一部到了荆竹山，王佐派心腹朱斯柳代表他前去迎接，表示欢迎部队进驻井冈山。
毛泽东同志也很关心王佐及其部队。虽然前委确定了团结改造这支部队的方针，但王佐还不是一个党员，对争取他的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前委决定先对袁文才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对王佐部队产生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再派出适当的得力干部前去开展工作。
步云山练兵开始后，王佐经常收到袁文才的来信，信中讲到许多他前所未闻的事情，对毛委员和工农革命军非常敬佩。王佐相信袁文才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但他想：袁文才是党员，毛委员当然器重他，相信他，而自己不在共产党内，俗话说人心隔一体，谁知道他们怎样对待自己呢？十二月上旬，王佐又收到一封信，信上说前不久，尹道一写信恶毒地挑拨工农革命军与自卫军的关系。毛委员把这封信公开了，在全体官兵大会上揭露尹道一的阴谋，指出：“尹道一不仅是是工农群众的仇敌，也自卫军的仇敌，共产党容不得这号人！一定要打掉他！信的末尾还问到，如果工农革命军派干部到茨坪来帮助他的部队工作，他是否同意？王佐看了信，连夜召集刁飞林、王云龙、李清贤等人商量。最后决定欢迎毛委员派干部来。
一九二八年元月上旬，一个名叫何长工的党代表来了，王佐看完毛委员的亲笔信，下令摆酒接风，以示欢迎。还把他安排在司令部住下。
对于党代表的到来，王佐仍存有一定的戒备心里。他最怕有人在背后拆台，搞垮他的队伍。不多久，他发现党代表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自己的母亲和许多干部都说党代表的好话，也就放下了心。有一次，工农革命军派人送来了枪枝弹药，王佐心里很感激，到何长工那里道谢。谈话中王佐提到尹道一是他最大的仇敌，谁要帮助他消灭尹贼，他就感恩不尽。何长工说“尹道一历来勾结官府，欺压贫民，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共产党理应把他消灭。王佐听后高兴的不得了。“
几天后，毛委员派一个排来到茨坪，帮别王佐部队打尹道一。何长工与王佐在一起制定了一个埋伏击敌的战斗方案。翌日，王佐亲自出马，把尹道一和靖卫团诱出拿山，在地形显要的旗鼓坳一举击溃了靖卫团，打死了尹道一。
旗鼓坳战斗的胜利，拔掉了王佐的眼中钉，为井冈山穷苦百姓除了一害。这时，王佐打心眼里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穷苦群众谋利益的。他又想起袁文才信上说的那些话，思想上大有转变,主动地向党代表提出请共产党领导和训练他的部队。党代表同意了他的请求，同他谈了很久，还建议他派些人到步云山看看。
不久，前委增派了宋任穷、健康等军队干部来到王佐部队,帮助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士兵剃去了长发，换上新衣，集中茨坪，每天三操两讲。
（三）袁、王部队合编
袁、王两支部队经过不同时间的整训，部队的政治面貌和军事素质都有了相当的提高。前委分析了这两支部队的现状，根据袁文才、王佐的清求，决定将他们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举行了升编大会，张子清代表前委宣布成立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从此，这两支绿林出身的农民地方装武，，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成立红四军时，第二团编为三十二团，袁、王部队各为一营、三连，全团约有六百多人枪。
袁文才、王佐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帮助教育下，日渐成长、进步，井冈山斗争时期，袁文才被选为前敌委员，边界特委委员,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担任过红四军团长、参谋长的职务。王佐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在去湖南回来后，由前委批准加入了党的组织。以后被选为特委委员、新遂边防委员会主任，担任副团长、红五军纵司令员的职务。袁文才、王佐率领三十二团的干部战士，积极地投入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三十二团是红四军的主力之一，官兵们大都是本地人，有群众基础，熟悉地形，善走山路,枪法准确，不少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特别是在粉碎敌人的军事进剿，武装保卫红色区域中。屡建奇功，为建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一九二九年一月，湘赣敌人大举进攻井冈山。为了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前委决定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刚来边界的红五军和四军三十二团拖住敌人，坚持井风山的斗争。面对强敌的进攻，三十二团毅然承受了革命的重担。
这时，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随主力出发赣南，同去的还有在前委任秘书的刘辉霄等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袁文才对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认识不足，贪恋家乡，于三月上旬从广昌苦竹逃跑回家。对于袁文才的这一严重错误，前委作出了严肃的处理，给予他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袁文才在党内作了几次检查。边界特委根据他认识错误的态度，决定他回部队工作，并担任了宁冈县委常委。
一月上旬，湘敌分路进攻大小五井。主佐指挥三十二团扼守在朱砂冲一带，他们凭险据守，在冰天雪地中坚持阵地几天几夜，给前来进攻之敌以沉重打击。后来，驻在斜源村的敌人收买游民陈开思带路，从滚子坳契入小井，夹攻守卫在黄洋的红军。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为要保存实力，避实就虚，彭德怀同志带着红五军主力突围而走。敌人打破五井后，王佐率领三个连隐入金狮面、八面山一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忍受饥饿严寒，频繁地击敌人，使窜犯井冈山之敢屡遭伤亡，不敢久驻。王佐还亲自率队活捉了叛徒陈开思。
五月初，红五军从赣南返回边界，将原来的第五、第六纵队，加上三十二团，合编为一个纵队，以王佐为司令员，刘宗义为党代表。编队后，部队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出击湖南，攻克鄱县、桂东，旋又契入广东，夺取了仁化，南雄等城镇，筹得了数万银元及大量食盐布匹。回到井冈山以后以大部分救济了贫苦群众。六月后，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红五军大部分时间不在湘赣边界，在外开展游击活动。三十二团取消了原来的纵队番号，成为留守在边界的主要军事力量。此时，袁、王部队各自仍有两个多连，分别驻在茅坪和茨坪，遇有大的战斗便联合行动。在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下，袁文才、王佐指挥所属部队转战湘赣边界，经历了上百次大小战斗，给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反动武装以沉重的打击。
（四）袁、王之死
生活在五十多年前的袁、王，作为一个从绿林头领转变成为革命战士的人来讲，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缺点错误。同时，湘赣边界特委……(原宁冈、永新两县县委）后来不能正确地对待袁、王，以致互不服气，感情逐渐破裂，由良好的关系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在土客籍矛盾、地方主义、个人恩怨、罗克少事件等问题的影响下，湘赣边界特委从一九二九年年底就产生了诛灭袁、王的想法。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边界特委写了信，指示袁、王率率队赴永新参加整编，准备攻打吉安。接信后，王佐主张不去，袁文才从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出发，说服了王佐，部队从新城开赴永新。翌日，特委召开会议，对袁、王提出一系列指责。袁、王不服，当场申辩、争吵起来，王佐事后发现红五军一个纵队也从天河赶来，提出先把部队拉进九陇山，袁文才不同意，并劝王佐不要多疑。王佐在绿林生涯中吃亏太多，性格多疑，仍在床背打好了洞，马不解鞍，枪不离枕，以防万一。
二十三日凌晨四时许，边界特委负责人之一朱昌偕带着几个士兵，突然闯进袁文才的住房，正在酣睡的袁文才刚醒过来就被击中，跌跌撞撞地摸出房门，刚走到天井边，又连中数枪，顿时毙命。同时被打死的还有李筱甫等人。
枪声响后，机警的王佐与刁飞林等六人钻出屋外，骑上未卸鞍的马，飞快地往东门跑去。来到城外的东瓜潭，王佐发现通往对面的浮桥已经拆掉，便骑马过河。突然河对面射过来阵阵子弹，王佐等人想返身也来不及了，全部中弹，沉入深潭。
与此同时，袁、王部队除小部分逃出永新城，大部分被缴去武装，集合训话，宣布袁、王的“罪状”。当即将袁、王所部五分之一编入红五军，五分之一编入地方赤卫队，余者遣散回家。当时，找不到王佐的尸体，以为逃去，特委还张贴了捉拿他的“悬赏令”。其后几天，打鱼人在河底捞到刁飞林九个手指的尸体和王佐刻有名字的手枪，方知王佐已经死去。
袁、王被杀，在边界大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尤其是袁、王所属官兵，对这件事更是百思不得其解。认为共产党过河拆桥，自相残杀，怨恨情绪甚大。一部分感到害怕，潜回家中务农，一部分感到气愤不过，上告无门，隐隐萌生报仇思想。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阶级趁机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煽动袁、王旧部反水。一九三〇年三月初，袁文才部以谢角铭为首,王佐部以王云龙为首，分别通电湘赣两省政府，声明反共，组织了反动武装保卫团。至此，袁、王部队基本瓦解了。
袁文才、王佐这两个在边界人民中有相当影响的人物，虽然被错杀了，他们的队伍也不复存在了。但是他们对于革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井冈山斗争这一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毛泽东同志说过，“袁、王对革命是有帮助。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只有两营人，没有袁文才答应以茅坪安置伤病员，没有袁文才、王佐联合而不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站不住脚。”（1）“在井冈山的一年多，渡过了革命的难关，……那时候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要足够估计他们的作用。”（2）袁文才、王佐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注：（1）《中央民族学院熊寿祺的谈话》
（2）陈伯钧同志谈话纪录
（宁冈井冈山会师馆供稿）
资料来源：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