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罕战役：诺门罕在哪里?日苏两国为何在这里决战?一文详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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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境内诺门罕布尔德地区及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满”蒙边境战争，即日本、伪满洲国对前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实际上是日本关东军和苏蒙军的一场局部正规战争诺门罕战争。
这场战争从1939年5月4日开始，到9月16日停战，历时135天。双方投入战场兵员二十余万人，大炮五百余门，飞机九百余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伤六万余人。
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在这一片不足600平方公里的沙丘地带，损耗了五万四千多兵员和大量重武器，最后进行了细菌战，但仍然遭到惨败，被迫停战讲和。
日本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
1、诺门罕边界问题的来源
诺门罕战争的中心地带，是以诺门罕布尔德为起点，沿着胡鲁斯台河——哈拉哈河两岸进行的，向西北50公里到贝尔湖，向东南70公里到罕达盖。这就是诺门罕战争的战场。
诺门罕全名诺门罕布尔德，在海拉尔西南180公里处，是呼伦贝尔清代过哈拉哈河，穿越蒙古，走古北口进北京的必经之路。
注：
诺门罕布尔德，“布尔德”为水泡之意。清代有一个叫“诺门罕”的上层喇嘛领几个喇嘛在这个水泡附近搭了几个蒙古包为蒙古族牧民讲佛经，牧民便称此水泡为“诺门罕布尔德泡”。“诺门罕”还有“诺门坎”、“诺门汗”、“脑门坎”等写法。
海拉尔，原称呼伦贝尔城、呼伦城，清末称为“海拉尔”。1939年时为伪满洲国兴安北省省会所在地。现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诺门罕地区，是指罕达盖—将军庙一阿木古郎一线至哈拉哈河的地区。
伪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问题是诺门罕战争爆发的导火线。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称为喀尔喀蒙古，也称外蒙古，明朝末年泛指这一地区为漠北。
公元1697年，清政府对蒙古地方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在喀尔喀蒙古三部（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建立了3个盟55个旗。
1725年，从土谢图汗部分出19个旗建立了赛音诺颜汗部。
从此，喀尔喀蒙古称为喀尔喀四部。
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中俄色楞额界约》、《中俄恰克图界约》、《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划定了中俄两国中段边界。
公元1732年（清雍正十年），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管理，防止沙俄侵略，从布特哈等地迁来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等各部族三千多名士兵进驻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地区，组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在中俄边界的牧区驻守。
同年，又将新疆阿尔泰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色布登旺布两佐100人迁往哈拉哈河东岸居住。
公元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驻牧在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的2984名巴尔虎蒙古人移居呼伦贝尔，组建了新巴尔虎左、右两翼八旗，他们驻牧在哈拉哈河和克鲁伦河下游、呼伦湖（达赉湖)周围及贝尔湖北部一带，他们的牧地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接壤。
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伊敏河左岸建呼伦贝尔城，设立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
当时，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和喀尔喀蒙古均归清政府理藩院管辖。
这样，新巴尔虎左、右两翼与喀尔喀车臣汗部的接壤地段，便成了清朝政府管辖的两个行政区域的界限。
公元1734年7月，首次划定了喀尔喀车臣汗部与新巴尔虎左、右两翼一这两个不同行政区域的边界线。
当时沿边界线设立了16个卡伦（边防哨所），这16个卡伦是：
阿巴海图、阿拉勒图、札喇、布尔克尔、霍尔该图、哈沙图、音陈、阿鲁布喇克、莫端哈沙图、扎密呼都克、布隆德日苏、乌尔顺苏昂阿、额布呼都克、锡林呼都克、诺门罕布尔德、乌穆克依布喇克。
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又增设了3个卡伦：锡喇产、克喇木图、锡伯尔图，共计19个卡伦。
这条界线一直延续了190年，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个不同行政区域的界线变成了两个国家的边境线。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承认，认为外蒙古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2、日本的图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全境。
1932年3月，在新京(今长春市)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为了树立“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形象，使侵略合理化，并伺机进一步扩大侵略，1932年9月15日，日本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同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新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
《日满议定书》第二条规定：
“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胁，事实上同时成为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相约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
这个条款规定，日本关东军实际上成了伪满洲国的国防军。伪满洲国的建立，使中蒙这段边界暂时变成了伪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线。
关东军占据东北后，积极整军经武，日本大本营不断从本土抽调精锐部队驻扎在伪满洲国境内，并派骑兵旅团和国境守备队（相当于步兵旅团）进驻呼伦贝尔地区。
1935年，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军事部署基本就绪后，不断在“满”苏、“满”蒙边界挑衅生非、制造摩擦，以试探前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态度。
同时加强间谍活动，企图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制造混乱，以便达到军事入侵的目的。
3、战争导火索——哈拉哈庙
1935年1月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境警备队十余名骑兵，在贝尔湖的东北部越过冰冻的哈拉哈河，进驻贝尔湖以北4公里的哈拉哈庙。
哈拉哈庙虽然是个不见经传的小庙，但围绕这个小庙的归属问题，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和呼伦贝尔新巴尔虎蒙古部却打了数十次的官司。
然而，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与呼伦贝尔新巴尔虎蒙古部之间的“边界”和庙地纷争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常常发生摩擦。
哈拉哈庙的归属问题，也就成了边界纷争的焦点。
由于哈拉哈庙是为“祝圣上万寿无疆”而建立的，巴尔虎人因此不敢阻拦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人来往该庙，但庙周围土地则坚持是新巴尔虎左翼的；而喀尔喀蒙古人则认为这个庙是他们建立的，皇帝都知道这是为他祝福的庙，庙周围的土地自然是庙的主人——喀尔喀蒙古人的了。
如此一拖几十年，谁也断不了也不敢断这个官司。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皇帝倒台，喀尔喀蒙古人忙于自治独立的事，无暇顾及这座小庙，新巴尔虎左翼就理所当然的把这一地域作为己有。
1932年日军侵占呼伦贝尔后，进驻重兵，并在阿木古郎附近的阿尔善庙设立情报据点，沿边界设置警察分驻所，在哈拉哈庙西面的阿斯尔庙派驻伪满兴安北警备军的一个骑兵团。
1933年1月12日，伪满洲国军政部接到小股蒙军进驻哈拉哈庙的情报后，立即命令驻海拉尔的兴安北警备军派部队监视蒙军行动并相机收回该庙。1月14日，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少将命令兴安骑兵第7团设法将蒙军赶走，收回该庙。
1月23日，兴安北警备军中的日本教官本田少佐及濑尾中尉，率领伪满骑兵一个班和日本翻译猪口三藏及新巴尔虎左翼旗公署的官员前往哈拉哈庙。
日本军官根本没把蒙军放在眼里，认为只要一吓唬，蒙军就会撤出哈拉哈庙。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派去传话的新巴尔虎左翼旗的官员从哈拉哈庙回来说，蒙军根本不理睬谈判一事。日本军官濑尾中尉仗着对庙周围地形熟悉，率领两名士兵向庙门冲去。当他冲到距庙门150米左右时，庙墙内的蒙军开了枪，濑尾中尉和士兵恩德格被击毙，另一名士兵乘马逃回。
1月25日，接到急报的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7团前往增援。由于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蒙军有房屋和庙墙做依托，而第7团又没有炮，不敢轻易进去，双方隔河对峙起来。
1月28日，日军驻海拉尔的骑兵旅团第14骑兵联队(相当于团)由海拉尔开往哈拉哈庙。1月30日，蒙军退走。未经交火，日军占领了哈拉哈庙。
几百名骑兵拥挤在庙里庙外，等了4天，不见蒙军动静。日军不耐奇寒，于2月3日撤回海拉尔。而由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7团移驻贝尔湖西岸查干敖包，并在哈拉哈庙的大殿屋顶上搭了瞭望台，庙门前挖了散兵壕，架起了铁丝网，安装了直通海拉尔的电话。
4、日本的开战借口——满洲里会议
哈拉哈庙事件后，哈拉哈河沿岸的伪满洲国的国境警察分驻所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境警备队之间的边境小冲突不断发生，日益加剧。
日本关东军认为边界问题有机可乘，指令伪满洲国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召开会议重新划定边境线的建议。但当时中国政府并未承认伪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认为这两个国家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伪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双方，也均未承认对方的国际地位，都视对方为“傀儡政府”，因而在外交上无法沟通。
于是由日本出面请前苏联从中搭桥。通过日、苏间数次交涉，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意派代表团与伪满洲国代表会晤，解决双方的“国境线”问题。
会议定名为“满蒙国境会议”，双方议定会议在伪满洲国境内的满洲里市召开，故称之为“满洲里会议”。
伪满洲国代表团中，正式代表是4人，两名蒙古人和两名日本人，其中的斋藤正锐陆军中佐，是日本现役军人。斋藤中佐在会议期间身穿便衣，以伪满洲国军政部部员名义参加。
日本军方一直准备着相机吞并外蒙古，自1921年以来，日本曾多次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支持上层反动喇嘛进行颠覆活动，并从外部资助白俄反动军官温甘仑男爵入侵蒙古，但都遭到了失败。
日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的间谍组织也屡遭破坏，从而各种准确详尽的情报就很难得到。
经过十余年奋斗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本军方来说，简直是一个难猜的谜：是个独立的国家还是前苏联的附属国？苏蒙间的关系如何？蒙古对“日、满提携”持什么态度？能不能先拉拢它？如此等等。
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派斋藤中佐参加会议研究一下对方的情形。因此，“满蒙国境会议”对日本军方来说只是个幌子，关东军要通过这个会议来揭开想要知道的谜底。所以，满洲里会议的真正首席代表并不是凌升，而是日本陆军中佐斋藤正锐。
1935年5月31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乘坐专列到达边城满洲里，代表团就住在乘坐来的专用列车上。
会上，伪满洲国代表团主张：
在诺门罕地区，双方的边境线应在哈拉哈河一线上，以哈拉哈河的主流为两国的国界。
蒙古代表团主张：
哈拉哈河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河，双方边境是通过哈拉哈河东侧和北侧。会议的焦点是哈拉哈庙及庙周围一带地区的归属问题。双方都坚持、重复历史上喀尔喀车臣汗部和呼伦贝尔新巴尔虎两个部族的历来主张，而且都拿出了古旧的地图和文据作为辩争依据。
7月6日，苏联驻日本大使向日本外务省广田外相提出如下声明：
“与其说是满洲国官员，毋宁说是关东军正在外蒙古挑起事端，相信日本政府为了维持满蒙国境的和平和秩序，能够对关东军给予适当的指令。”
但是，到8月26日日本政府仍未做出任何反应，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只好启程回国，满洲里会议无限期休会。
日本关东军却在会议期间加强军事侦察和间谍活动，准备用军事入侵来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施加压力，使其在会议桌上就范。
在日本军方和外务省取得了一致意见后，日本向前苏联政府通告，对7月4日伪满洲国代表团的言论表示款意，请前苏联政府与蒙古政府协商恢复会议。
10月2日，蒙古代表团又来到满洲里，继续开会。会议上，伪满洲国代表团仍然提出哈拉哈庙以外的边境军事冲突问题，蒙方坚持只讨论哈拉哈庙的领属问题。
由于双方重复前一次会议各自的观点，11月25日会议休会。1935年的满洲里会议不欢而散，边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加剧了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日本关东军又在策划新的阴谋。
5、日本间谍的挑衅
在满洲里会议进行时，关东军继6月23日军事测绘事件失败后，又在7月份对哈拉哈庙正面国境线蒙方一侧进行了纵深侦察，为军事入侵制定计划。
担任这次侦察行动的人是日本陆军的宠儿、呼伦贝尔通、日本军方“北进计划”的执行人——大间谍寺田利光。
寺田利光生于1884年（日本明治23年)7月5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被授予尉官。日本陆军的情报机关为了培训到蒙古地方搞特务活动的人才，选送他到东京外语大学，学习蒙古语和俄语，尔后还学会了汉语。
1918至1919年，外国武装干涉苏俄，企图消灭刚刚诞生的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日本派遣了大量侵略军队——西伯利亚远征军。寺田利光曾是远征军的一员。他先后到过海拉尔、满洲里和前苏联的赤塔、布拉格维申斯克（海兰泡)等地。
1927年，寺田利光受命在海拉尔潜伏，进行间谍活动。
公开的身份是日本商社——“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嘱托，住在日本人开设的松江旅馆，从此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
“九·一八”事变前，寺田利光积极结交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族上层人物，常出入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与厄鲁特旗总管凌升、布里亚特旗总管乌尔金关系密切。
1932年冬，东北军爱国将领、哈满护路军司令苏炳文中将在海拉尔率军抗日。寺田利光积极活动，企图使苏炳文投向日“满”，被苏炳文拘押在满洲里。两个月后，海满抗战形势恶化，苏炳文的部队准备经前苏联境内转回内地继续抗战，经凌升、乌尔金说情，释放了寺田利光。
1932年末，日军占领呼伦贝尔，寺田利光公开了他陆军中佐大特务的真实身份。
日本军方为表彰寺田利光的功劳，授予他三等勋章，天皇御赐给他烟草和带有天皇菊花徽记的烟盒，还赐给他皇后和皇太后亲手纺的真绵，以表彰他使日军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呼伦贝尔这块宝地的功绩。
1935年7月25日，寺田利光接受关东军司令部的指令，以去贝尔湖旅游为名，和女儿寺田英子、兴安北普备军顾问部负责“外蒙”情报的石井和一名差役乘汽车驶向哈拉哈庙。
途经甘珠尔庙时与一位喇嘛用俄语交谈了一会儿并摄了影，然后乘车越过乌尔逊河，下午到达贝尔湖西岸的阿萨尔庙(也称阿斯理庙)，在此地搭起帐篷住了下来。
6、乌兰胡都格战斗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根据寺田利光提供的情报，经过半年的准备，开始执行“迫使蒙军从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一线以东地区撤退”的计划。
1936年2月12日，关东军驻海拉尔骑兵第14旅团的杉本部队和伪满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7团一部共五百余人，分乘25辆汽车，越过贝尔湖西岸的布隆德日斯国境线，向蒙军国境警备队寻衅，双方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乌兰胡都格（也称奥拉胡都格）展开激战。
乌兰胡都格距伪满洲国国境哨所布隆德日斯18公里，入侵乌兰胡都格的日满军配有2辆装甲车、3门大炮和2架轰炸机。
蒙军接到国境警备队报告后，由骑兵第6师调派士兵200名分乘6辆汽车前往堵截，并配有4门山炮、4挺重机枪、4辆装甲车、2架战斗机助战。双方在乌兰胡都格水井附近激战4小时，日满军不支，败退回伪满洲国境内。
这次战斗，蒙军以少胜多。由于天气寒冷，雪深过膝，步行困难，在日军退却时蒙军并未追击，只是将日军追过国境就收了兵。蒙军士兵伤亡8名，9匹挽马和两峰骆驼被打死。
乌兰胡都格战斗后，前苏联外交部在莫斯科召见了日本驻前苏联大使，声明：
“满蒙边境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不能不引起从1921年起就一直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着友好关系的前苏联政府的严重注意。”
1936年3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接见美国记者霍华德的谈话。谈话中，斯大林表明了前苏联在日本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所采取的立场。
斯大林说：
“如果日本决定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而侵害其独立，我们就不得不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一定要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像我们在1921年援助过它一样。”
在斯大林于1936年就乌兰胡都格事件发表谈话后，3月12日，蒙古和前苏联签订了《蒙苏互助议定书》。
其中第二条规定：
“如果发生缔约国一方受到武力攻击时，则另一方要予以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
这个条约缔结后，前苏联立即着手改修了连接外贝加尔同蒙古之间的各条公路，并开始建筑双方国境铁路（乌兰乌德至纳乌什基线)。
蒙古在前苏联援助下，新设了一些骑兵师，兵员增加百分之三十，并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前苏联空军的飞行中队进驻蒙古东部地区靠近呼伦贝尔的塔木察格布拉格和桑贝斯，加强了蒙古东部的侦察警戒。
7、阿达格多兰战斗
然而，日本关东军并不理睬前苏联政府的声明和斯大林的谈话，越过国境线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
关东军为了这次入侵成功，特地从新京附近的公主岭，调来了机械化部队，在海拉尔西北防卫司令官笠井骑兵旅团长指挥下编成一个又1500人左右支队，支队指挥官是涩谷大佐。
涩谷支队的任务是：
越过国境线寻找蒙军作复仇战，前出到塔木察格布拉格（日本人称作塔木斯克），迫使蒙军自塔木察格布拉格一带向西撤退，占领蒙古东方省。
为使蒙军措手不及，涩谷大佐决定立即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他命令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7团派一名参加过乌兰胡都格战斗的士官做向导，乘车引导支队前进，越境寻找蒙军作战。
4月1日，蒙军骑兵第6师集中装甲车30辆，汽车95辆，在火炮掩护下，向涩谷支队的阵地发起攻击。涩谷的装甲车全被击毁，部队伤亡很大。涩谷大佐见势不妙，急忙率队逃回布隆德日斯国境哨所。
战后，日军向蒙军交涉要求互换俘虏。日军共俘虏蒙军12名，蒙军坚持对等互换，只将岩本中佐、由良上尉等12名战俘放回。其余的俘虏写了书面声明，表示不愿回来了。9月份蒙方又将寻找到的11名日军尸体用棺木装殓好，运到满洲里，交给了关东军。
涩谷大佐在布隆德日斯住了两天，临走时叹了口气说道：“没想到蒙古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真是大意了，后悔莫及呀！”
蒙古人民共和国对这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和庆祝，向荣立战功的官兵授予英雄称号和奖章。
阿达格多兰战斗后，“满”蒙边境平静下来，伪满洲国代表团又回到谈判桌上来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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