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窗到异路：朱德和朱培德的别样人生
朱德和朱培德是国共两党早期历史中颇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两者同姓近名，许多人误以为是兄弟俩儿或同一个人。大革命时期，曾有苏联一家报纸介绍朱德情况，结果误把朱培德介绍了一番。两者同系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出类拔萃，被誉为“模范二朱”；同系滇军名将，战功显赫，可谓前途无量。自此之后，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几经坎坷，终于在欧洲寻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朱培德则紧随孙中山和蒋介石，很快跻身国民党权力核心。两人分门别道，人生中走出别样的道路；在日后的历史洪流中演绎了从合作到对抗的悲喜情缘，领悟着别样的人生。
讲武堂的“模范二朱”
朱德生于1886年，原名朱代珍，后曾改名朱建德，字玉阶，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琳琅村人。朱培德生于1889年，比朱德小三岁，字益之，云南盐兴县元永井（现禄丰县黑盐井矿区）人。朱德和朱培德一个祖籍四川，一个祖籍云南；一个出身佃农世家，一个出身仕宦之家（朱培德先祖朱奉起为明代云南总兵），人们怎么也难以将两人的命运联想在一起。然而正是云南讲武堂将两位立志从军救国的青年人联系起来。
早年的朱德和朱培德有着同样的秉赋天性和救国思想。
任护国军团长时的朱德
朱德虽出身佃户，世代贫困，但家贫志不穷，长辈们下决心节衣缩食将6岁的他送入私塾。朱德聪明肯学，后来拜师席聘三，接受旧式传统教育，并接受了恩师“富国强兵”的思想，眼界大开。1906年朱德入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中学堂读书，深受学堂监督张澜救国救民思想影响，并对军事知识产生兴趣，同时注重强身健体，经常在学校的各种体育项目比赛中夺魁。年底，朱德创作《顺庆府中学堂留别》一诗，表明志向：“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存亡忆记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1907年初，朱德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被编在甲班。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学习成绩优良，其中器械课程获得了100分。1908年朱德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一年，感同身受中国社会的腐败与黑暗，深觉“教书不是一条生路”，立志投笔从戎。1909年1月，朱德离开家乡，与其好友经过70多天的长途跋涉，来到昆明。起初，朱德因以四川籍身份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失败，便投身川军当了一名士兵。不久，朱德假填籍贯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姓名由朱建德改为朱德再次报考讲武堂。11月，23岁的朱德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被编在丙班步兵科。
出身盐商家庭的朱培德少时聪慧，4岁便开始在祖父的指导下接受识字启蒙教育，进步很快，且“喜骑竹马，弄技击”。朱培德稍长，在书报上读到列强侵略中国的报道，义愤填膺。到了十二三岁，朱培德在接受旧式文化教育的同时，更加热衷于舞刀弄枪，骑马射箭，从小就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果敢的精神。朱培德在十三四岁时就向母亲表示将来要从军救国，遭到极力反对。1908年，朱培德18岁时，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凭着对军事的热爱，从军意志更为坚决，毅然考入新式陆军第十九镇的陆军随营学堂。1910年7月，第十九镇的随营学堂并入云南讲武堂，学员200人并入丙班。朱培德与先期入学的朱德一样，经一番周折，殊途同归。不过，从入学的时间上来看，年长的朱德成为朱培德的学长。同班同学还有范石生、金汉鼎、王钧、杨如轩、杨池生、杨希闵等。
早年时期的朱培德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清政府为培养军事人才而创建的。完善的军事政治兼顾的教育体制，良好的教学质量，救国救民思想的灌输，使云南讲武堂充满了革命气息，成为国内驰名的四大讲武堂之一。有人认为：“云南讲武堂之声誉昭著，不亚于日本之士官、保定之军官学校。”朱德和朱培德两位青年才俊共同踏进讲武堂，自信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因而以饱满的热情、刻苦的精神，专心致志于学习。他们同样天资聪颖，同样拥有成为优秀军人所必备的健朗的体魄、耐劳的精神和果敢的品质等潜质，很快成为同学中间的佼佼者。据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道：朱德“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由于刻苦好学，朱德在军事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等方面都取得优异成绩，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他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在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号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冠。而朱培德的基础学科也名列优等，术科更是出类拔萃。同样，朱培德指挥队伍喊口令，声音响亮，动作干净利落，显示出良好的指挥能力，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敬服。这样，每逢清朝官吏或外国驻昆明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时，讲武堂总办李根源总是指令朱德和同样优秀的同学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队列，一时同学们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清末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不但是一所以军事教育质量高闻名的军校，而且是一所革命党人控制的学校。“模范二朱”不仅军事专业知识过硬，而且十分关注国家的前途。他们进校不久，就感受到浓厚的反清气氛。朱德和朱培德等同学相继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并在同盟会的组织与领导下，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讲武堂的学生同盟会员为了联系革命工作的方便和保密的需要，常租房作为举行秘密会议的场所。朱德、朱培德、杨蓁、李应恒、董鸿勋、马幼伯、杜韩甫、张佐丞等经常在一起聚会。为追求光明前途，朱德更是立下救国救民大志，约集了同班的杨如轩、杨池生、唐淮源等七八个人，结拜为兄弟，组织成立了以五华山命名的“五华社”，其宗旨是富国强兵，拯救中华。
1910年7月，讲武堂总办李根源乘讲武堂为第十九镇培训急需的基层军官之便，由丙班学生中挑选出100名成绩优异且具有革命思想，尤其是已加入同盟会的学生，成立特别班，加紧训练。朱德、朱培德及其同学范石生、杨蓁、邓泰中、李应恒、董鸿勋等均入选特别班。1911年8月，云贵总督李经羲下令特别班提前毕业。
这样，意气风发的“模范二朱”奔赴疆场，开始了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同时也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开始了人生道路的抉择。
革命中的别样道路
由于地缘、学缘的关系，朱德和朱培德起初的发展惊人地相似。1911年8月，朱德在讲武堂毕业后，分配到蔡锷部下，在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几天后当上司务长。朱培德在普通科修业结束后，被派往部队任见习排长。在此期间，他们秘密向士兵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同盟会在各地组织反清起义的情况。同年10月，云南响应辛亥革命，昆明举行“重九起义”。朱德和朱培德均参加，表现英勇。时任七十四标二营见习排长的朱德，在蔡锷的指挥下，英勇善战，接替逃跑的连长，率部参与攻打云贵总督署，和其他起义官兵里应外合，很快解决了督署卫队，首先冲进了督署大院，深得蔡锷的赏识。辛亥革命后，朱德参加援川军，支援四川起义军。蔡锷赞扬朱德“指挥有方，战功卓著”，晋升他为少校。此时，朱培德被任命为西征军第二师一等副官，随部队支援滇西起义军，后来又担任中队长，进驻大理。
1912年秋，讲武堂更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重新开课。也许是感觉讲武堂的学习时间过于短暂，“学业未竟，致身无术”，在辛亥革命中初露峥嵘的“模范二朱”不约而同地重返母校。所不同的是，返校的身份迥然有别：一个是教官，一个是学员。1912年8月，朱德返回昆明，任讲武堂军事教官，担任讲武堂学生队长，在校教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而此时的朱培德在带兵打仗之余常常感悟自己在讲武堂属提前毕业，打算趁学校复课之际继续深造，完成学业。于是，他向上级打报告，请求回校深造。直至1913年6月，朱培德的请求被批准。他重回讲武学校，在第四期步兵科乙班继续深造。耐人寻味的是，朱德任教官的时间较短，当朱培德入校之时，朱德已经离开讲武堂。否则，当年的“模范二朱”还要续上一段师生之缘。1914年夏天，朱培德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1913年，朱德离开讲武堂后，被派往云南边境蒙自、个旧一带剿匪，在作战中逐渐积累了运用游击战术的一些经验。因战功勋著，1913～1915年任滇军营长、副团长、团长。1914年，朱培德毕业后，先被任命为新编步兵第三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不久又调任步兵第七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1915年春天，他又调任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因表现突出，不久升任第二营副营长，接着又升任第二营营长。朱培德同样被唐继尧派往思茅、普洱一带边界驻防。这些边界是著名的瘴疠之地，外地人到此，十之八九殒命疟疾、瘴气。而朱德、朱培德竟能死里逃生，应得益于他们健硕的体质。
1915年12月，蔡锷等人领导的反袁护国战争爆发，朱德跟随蔡锷进攻四川，朱培德则跟随李烈钧进攻两广，从此“模范二朱”天各一方。
1916年秋，朱德在四川泸州
1916年，朱德在川南纳溪战役中，以少胜多，显示了他在军事上的才能。1917年升任旅长，成为滇军名将。之后，朱德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在川南率部剿匪。而朱培德在护国战争时，于龙潭战役中锋芒初露，被擢升为团长，又在讨伐龙济光的过程中不断壮大，扩编为第四师第七旅，驻广州市区，朱培德本人升为旅长,成为滇军又一虎将。面对锦绣前程，“模范二朱”开始了人生的重大抉择。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5月，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极力挽留朱德，并以师长一职相许，希望朱德助他一臂之力。此时的朱德面对连年内战、百姓流离失所，厌倦了军阀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决心抛弃高官厚禄，寻找新的革命出路，便以去欧洲留学为由，婉言谢绝了杨森的邀请。6月开始，朱德转展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未果。7月，朱德在上海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要朱德回到滇军中，组织滇军攻打陈炯明，并答应先付10万元军饷。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使朱德对孙中山希望借助一派军阀攻打另一派军阀的做法失去信心，又以决心出国学习为由，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9月初，朱德乘坐邮轮离开上海驶向欧洲。11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心向党，终身未渝。1923年朱德在格丁根市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军事。1925年朱德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7月被驱逐出境，后转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5月离开莫斯科回国。8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四川万县做杨森的工作。
而朱培德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1917年，孙中山决心利用驻粤滇军、桂军的力量，进行护法运动。在这一时期，朱培德与孙中山的关系日益密切。1919年朱培德成婚之时，孙中山出席婚礼并充任证婚人。朱培德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开始追随孙中山东征西讨，参与了护法、北伐、讨伐陈炯明、镇压商团等战斗，逐次升为师长、驻粤滇军总司令、大本营警卫军长、代理军政部长等职。从此，朱培德成了客籍滇军的最高人物。服膺孙中山，是朱培德一个重要的政治选择，也是他日后跻身国民党领导层的重要一步。孙中山去世后，朱培德以左派的身份出现，支持了广州国民政府，参与平叛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又北讨熊克武，南征邓本殷。国民政府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改组，朱培德成为最重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需部长，聘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1926年初，朱培德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7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他任右翼总指挥，负责江西战场的作战，在万寿宫、牛行与南浔路等处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恶战多次，最终克复南昌，安定江西全境。不久，朱培德担任了江西省政府主席。
合作中的同学情谊
北伐战争前期，国共合作如火如荼，但也风起云涌，暗礁丛生，危机潜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在此期间不断较量。
国共合作开始至北伐战争前期，中共和共产国际对朱培德一直采取帮助、争取和拉拢政策，中共派出大量的政工人员到朱培德的第三军开展工作，历经广东的整训时期、湖南的行军时期、江西的作战时期，帮助朱培德巩固了军队组织，鼓舞了士气，替他撑持了“革命”门面，获取了政治资本，促使他逐渐“左”倾，也得到了他和整个第三军将士的信任。朱培德驻军江西后，与蒋介石的矛盾日深，中共利用这一矛盾揭发蒋介石拉拢分化其军队阴谋，促成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并帮其扩军。朱培德改任为第五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三、第九两军，王均、金汉鼎分任军长，手下军官如师长杨如轩、杨池生等都是朱德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或滇军部属，有的还是朱德的学生。利用这种特殊的关系，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来到南昌。当年的“模范二朱”时隔十多年之后再次聚首，大有惺惺相惜之慨。
起初，朱培德极尽同学情谊，对朱德非常信任，政治、军事教育问题均向他请教。朱德向朱培德提出创办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对官兵及社会青年进行军事、政治教育。朱培德慨然应允，并托朱德主持教育团，后又任命朱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朱德兼任这些职务，对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的成功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原址
教育团地址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1927年2月底，教育团开学。学员分两部分：大部分是朱培德的下级军官，编为第一、第二营，共700余人；第三营是学员营，主要招收省内的中学生，共400人。教育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经常邀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等讲课。教育团名义上虽然隶属第三军，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朱德在教育团内乘机发展中共组织，有的连党员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教育团建立了党支部，用革命思想影响和教育了一批军官，使他们积极参加校内外反对AB团的政治斗争，支持了南昌“四二暴动”，将蒋介石在南昌扶持的右派势力一网打尽。江西地方党组织和工农运动也乘势得到空前发展。
1927年4月，上海、广州等处国民党军队开始血腥“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国民党的武力反共，朱培德采取了中立态度，最初也反对以血腥镇压来对付昔日盟友。5月29日，朱培德以“欢送”的方式遣送以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朱克靖为首的142名政工人员去武汉；6月5日，朱培德又“礼送”共产党人方志敏等20人出境。朱德也被遣送至武汉。朱培德在江西用“遣送”方式“分共”，开创了有别于蒋汪集团武力“清党”的和平“分共”方式，而且在“分共”的力度上不坚决、不彻底。没过多久，朱培德又将这些被遣人员“请”回江西。朱培德之所以在“分共”上采取先“送”后“迎”的和平态度，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朱培德注重友谊、乡谊和同学之情。被武汉国民党政府派往南昌的特派员陈公博曾警告朱培德说，“共产党不是友谊可以感动的，也不是乡谊可以影响的”，并称“为着友谊和乡谊，朱培德先生吃了朱德的亏”。后来，朱德在自传中也说：“我因为平素与朱培德他们感情还好，而博得一个‘欢送’。”
朱培德在遣送共产党人出境后，又恢复农工运动，共产党人纷纷返赣工作，江西的工农运动再现生机，革命军队云集江西。朱德从汉口重返南昌，并继续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一大好形势发动南昌起义。
7月21日，朱德回到南昌后，立即投入紧张的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他根据中央的要求，精心绘制了南昌市区地图，并对敌军兵力的分布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同时，朱德频繁地同第三、第九军留守南昌的几个团的团长进行接触。朱培德虽对中共酝酿起义“早有察觉”，但他仍率高级将领到庐山开会、避暑，第三军师长以上的军官无一在南昌。31日下午，朱德在佳宾楼设宴款待朱培德第三军第23、第24团的两个团长。酒席上，猜拳行令，觥筹交错，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晚上，朱德又约他们到大士院32号打牌。晚9时，因事泄有人告密，两个团长立即离座告辞。朱德立即通知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从贺龙处出来，朱德又到了第三军第21团团长李世龙家中。据第三军第20团团副蒋文光后来回忆说：“7月31日晚，我在街上看到叶挺、贺龙的部队情况有些不同，赶紧跑去找二十一团团长李世龙，要李立刻注意，或者将部队带出南昌。可是到了那里，碰见朱德正与李世龙闲谈。朱德一见我即知来意，不等有所表示，就拉着我说：‘文光，我们到街上走走。’。”起义军前委根据朱德提供的情报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发动。8月1日1时许，起义开始。经过5小时激战，朱培德部被悉数缴械。对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周恩来高度评价，称他“是党的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中共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对朱培德的打击很大。朱培德至南昌后致电武汉中央说：“此次变起之际，适在浔阳，不能事先预防，遂使祸生肘腋，清夜自责，内疚实深……所愿吾党党员、全国民众，同心协力，铲其芟蔓，务令共产党徒不能立足于国内，苏俄惨祸，不至再见于中华。”朱培德开始积极分共，并由和平分共转为武力“清党”。自此，“模范二朱”再次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朱德在南昌时的旧居
朱培德万没想到朱德会“背叛”老同学。起义前，陈公博去找朱培德。陈公博在回忆录里说：“使我感觉奇怪的，朱德还是任他的教导团长，我问他为什么朱德可以留在第三军，他说朱德的同乡之谊，思想也比较纯正，朱德是不会反对他的。”对于朱德利用与朱培德的特殊关系帮助发动南昌起义的情节，32年后，朱德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耐人寻味：1959年6月，到庐山开会的朱德委员长住进了原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别墅。董必武笑着说：看来总司令硬是与江西省省长有缘呀。朱德笑着说：你搞误会啰。和我有“缘”的省长是朱培德，不是这位熊式辉。熊式辉是后来当的江西省长，他是要我的脑壳的。朱培德对我确实是不错，要栽培我，谁知我会叛离他，他恼火得很哟。我参加南昌起义后，有人出了一副上联“朱培德培朱德朱德无德”，这么多年，也没人对出下联。朱德说着，放声大笑。
对抗中的生死博弈
南昌起义胜利后，朱德任起义军第9军副军长。军长是朱培德滇军名将韦杵，与朱德是讲武堂同学，交情笃厚，往来密切。韦杵当时因在九江养伤，故未到任。后来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朱德同陈毅率领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界。1928年4月，朱德同陈毅率起义部队和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军长。“模范二朱”又一次相会江西。不过这一次不是合作者，而是对手，是不同道路上的生死对抗。
面对老同学惯用的游击战术，朱培德采取“久困穷追”的计划，命王钧担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指挥第五路军发动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四次“进剿”。一场同学之间的巅峰对决开始了。“进剿”的基本部队长官是号称“江西两只羊”的杨如轩和杨池生。因杨如轩比杨池生大3岁，因此杨如轩和杨池生被分别称为“大羊”、“小羊”，两人都是朱德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五华社的成员，也一直是朱德的部下。在护国军时，朱德当团长，他俩当连长；在四川时期，朱德当旅长，他俩当团长。
1928年1月中旬，身为朱培德第五路军第31军27师长的杨如轩偷袭井冈山，气势汹汹地向当年的盟兄毫不留情地扑过来。结果，“大羊”第79团一个营和县靖卫团共500余人全歼，300余人被俘，数百枪支被缴，营长王国政和靖卫团长李树益被当场击毙，县长张开阳被活捉。此时，朱培德正在南京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会后他“因患感冒”滞留上海多日。4月下旬，杨如轩再犯井冈山根据地。至月底，“进剿”部队大部被朱德主力歼灭，余部遁向永新县城。红军乘胜追击，奔袭之神速，令正在城里打麻将的杨如轩不敢置信，结果吓得慌忙逃跑。红军遂占永新县城。第二次“进剿”再告失败。5月中旬，杨如轩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奔袭永新，用调虎离山之计将第79团引出城外，当其行进至永新和澧田之间的草市坳时，遭到红军主力攻击。激战中，第79团团长刘怀民当场阵亡，所余官兵因无人指挥匆忙向永新县城溃退。红军随之直捣县城。杨如轩率警卫官兵百余人与红军展开巷战，结果自己“头部中弹负伤”，缒城而逃，差点没命。第三次“进剿”又告失利。
朱培德在庐山
朱培德闻讯大为“震恐”，决定将正在参加北伐的杨池生第九师从山东提前调回永新，与杨如轩部会合。5月底，朱培德以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由吉安进攻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配合赣军进攻。端阳节快到了，“二杨”提前过端阳节，杨如轩对杨池生说：“你要小心，不是以前的朱玉阶了。”杨池生说：“老朱的打法我知道，没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朱德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设围，击溃两杨两个团，歼灭一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打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军民以两句联语描述此次胜利：“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朱德连续两胜后，又巧施妙计，利用抄袭司令部时得到的杨如轩私章，以杨如轩名义写信给湘军第八军军长吴尚，佯称红军已被打垮，要吴尚派队伍到莲花某山凹堵击，红军布置好埋伏，又击败湘军约两个团。
朱培德部四次“进剿”，均遭惨败，损失较大。朱德说，红军“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然而，朱培德不甘失败，7月中旬开始，湘赣两省政府组织多次“会剿”。朱德深知老同学朱培德的弱点，针对“赣敌易攻”、湘敌“强硬”的特点，采取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策略，几次化险为夷。当然，在这场同学对决中，朱培德也偶有小胜。第一次“会剿”时，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执行错误方针，将红军主力调往湘南，朱培德部趁机占据永新、莲花、宁冈。朱培德部利用红军主力尚在湘南之机，由永新再次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进攻，尽陷根据地各县城和平原地区。是为红军历史上的“八月失败”。
作者参与的《朱培德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6月版
朱培德部迭受重创，损失惨重，已无力与能征善战的红军抗衡，心事重重，一直想脱身江西。1929年1月1日，“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大会结束后，朱培德一直逗留南京，以“劳卒不胜烦剧，恳辞赣省主席，辞呈三上，始获请”。10月1日，鲁涤平等新任江西省政府委员正式宣誓就职，朱培德结束了两年半的治赣困境，入南京担任蒋介石的军事幕僚，信奉佛教，并一路坦途，先后担任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训练总监等重要职务。1935年他与何应钦、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同被国民政府特任为最高军衔——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2月18日，走上国民党道路的朱培德因病逝世，终年49岁，可谓英年早逝。而选择共产主义道路的朱德则矢志不渝地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事业身经百战，高歌猛进，堪称人民军队军魂，先后担任了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委员长等军政要职，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
（原题：郭代习：《朱德和朱培德的别样人生》，载《四川党史》2010年第2期。参阅：陈红民、肖如平、郭代习、刘丰祥著《朱培德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