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踞西北四十年残杀无数西路军将士的马家军到底是如何覆灭的？

雄踞西北四十年残杀无数西路军将士的马家军到底是如何覆灭的？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长达22年的时间，和我军交过手的国民党军队多达几百万，我军一向都是胜多败少。

但是其中有一支国军却是例外，和我军交手十几年，我军却一直处于下风，胜少败多，牺牲了很多红军指战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甚至包括很多军师级的高级指挥员，而且这支军队杀害我军官兵的手段也极其残忍，动辄斩首、挖心，惨不忍睹，我军广大指战员对他们是恨得咬牙切齿，这支军队便是雄踞西北40年的马家军。

那么马家军到底从何而来，跟我军又结下了什么深仇大恨？最后又到底是怎么走向覆灭的？

马家军的崛起

时间还要回到1862年，这一年是大清同治元年，陕西爆发回民叛乱，并很快波及到甘肃、青海、宁夏，西北三省几乎所有村镇、城市都受到回乱的影响，回民与汉人互相残杀。

1863年（同治二年），受陕西、宁夏回乱影响，甘肃河州莫尼沟大阿訇马占鳌起兵参与回乱，马占鳌的弟子马海宴这时加入，很快成为马占鳌的得力战将。

1872年正月，马占鳌部在太子寺战役击败湘军，后力排众议，在部下马海宴、马千龄的支持下，挟胜而求抚，率众归降朝廷。随后起义军被朝廷收编，重要头目封以官爵。此事件奠定了河州诸马崛起的基础。

在民国以前，河州诸马军事力量仍延续马占鳌降清时的格局，即以马占鳌子系（子马安良）为首，辖制马海宴子系（子马麒，马麟）和马千龄子系（子马福禄，马福祥）。

青马创始人-马海宴病故后其子马麒继其位，马麒曾任马安良的西北军帮统，民国初任西宁镇守使，所部从西军分出，编为宁海军，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

从此，马麒、马麟及其子马步芳、马步青，孙马继援等，四世拥兵，官至帮办、省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兵团司令等职，俨然是青海的土皇帝。

再说说马家军两大山头之一的宁马创始人-马千龄家族，马千龄原来是个小商人，后来投靠马占鳌在马占鳌军中任参赞军务，充任马占鳌的军师，为马占鳌出谋划策。

同治六年（1867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兵一万二千，自东向西，镇压西北反清运动。当时西北反清武装以宁夏金积堡马化龙部队力量最强，左宗棠指挥清军攻破金积，镇压了马化龙之后，挥师西南，军分三路，围攻河州地区马占鳌领导的民军。面对左宗棠大军的威压，马千龄等人劝说马占鳌降清。

马占鳌降清时，马千龄无军职，可是他有几个争气的儿子，他决定好好培养几个儿子，让他们学文习武，以改变老马家的命运。

乱世出英雄，不久机会也来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甘肃又爆发了“河湟事变”，循化以及河州、湟水地区农民武装暴动，围攻河州城和西宁城。一时间甘肃、凉州又遍地烽火。清廷为了迅速平息事态，允许士绅招兵买马自行组织团练。

马千龄的儿子马福禄是武进士出身，因在光绪帝身边做侍卫时不小心触怒光绪帝而被贬回老家，但是他可是个不安分的人，这时看到机会来了，便拉着自己的弟弟马福祥在亲族中招募子弟二百多人，又买来二百多匹马，组成义勇队，投到河州镇总兵汤彦和部下，协助官军镇压农民武装暴动。

因在平定叛乱中作战英勇，立下大功，陕甘总督杨昌浚委任马福禄为团练，收编马福禄的义勇队为地方武装，并命他增募士卒，编成步兵和骑兵各一营，命名为“安宁军”。马福禄自任督带兼步兵总管，让四弟马福祥任骑兵管带。这样，马福禄的义勇队成为正式官军。

后来清廷派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入关平乱，马福禄兄弟的英勇表现得到了董福祥的青睐，而且马福禄还在关键时刻救了董福祥的性命，斩杀敌方大将，很快成为了董福祥的心腹将领。

河州平定后，马福禄因功被编入正式部队，并增募五营兵力，与“安宁军”合并共七营兵力，改编为“简练军”，马福禄为统领，马福祥为帮统。然后董福祥所率甘军调京驻防。马福禄便跟着董福祥率部开赴北京，保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在1900年的庚子国变中，清军各部被八国联军打得丢盔弃甲，而马福禄、马福祥带领的简练军却给予八国联军以重大杀伤，史称此役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

随后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马福禄中弹身亡，终年47岁，马福禄的堂弟马福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马兆图以及将士百余人也在这一战中同时捐躯，他死后马福祥接替了马福禄简练军统领的位置。

民国后，马占鳌子系在政争中淡出历史，马海宴子系和马千龄子系分据青海（青马）和宁夏（宁马），先后投靠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冯玉祥、蒋介石），逐渐养大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

马福祥被民国北洋政府任命为首任宁夏镇守使，宁夏军政长官，从清王朝的高级将领，成功转型为民国北洋政府高级官员，作为宁夏镇守使，来到银川，开始了宁马统治宁夏37年的历程。

因此马家军主要分为：

青海马家军（青马，马海宴儿子马麒、马麟，孙子马步青，马步芳），统治着中国行省版图的青海和部分甘肃。

宁夏马家军（宁马，马千龄儿子马福禄、马福祥，孙子马鸿宾，马鸿逵），统治着中国行省版图的宁夏，以及甘肃、内蒙古的一部分。

深仇大恨

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

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11月初的河西地带，寒气逼人，风沙扑面，西路军面对的主要对手便是马家军-青马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兄弟集中五个骑兵旅对西路军围追堵截，马步青和马步芳共有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10万余人，红军渡河之后，蒋介石即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新二军军长，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马步青的骑五师。

从11月2日起，马步芳的前线总指挥马元海指挥马步芳、马步青的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向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西路军孤军奋战，虽然给予马家军以重大杀伤，但是自己也遭受重大的伤亡而且得不到补充，伤病员无法安置，人数越打越少，许多师团级高级干部牺牲，而反观马家军在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地盘上，不仅熟悉地形、民情而且能随时抽调大批民团壮丁补充军队，人马子弹都不缺，能保证持续充足的战斗力。而且马家军以骑兵为主，进攻撤退来去如风，西路军全靠两条腿，在河西这种到处都是开阔地形的地区处处被动挨打。

最终经过古浪战斗，血战高台、倪家营等残酷的战斗，在没有援军、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西路军全军覆亡。

西路军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3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仅余400多人的西路军指战员溃至新疆。

这一仗，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牺牲，如五军军长董振堂，九军军长孙玉清，九军政委陈海松，骑兵师政委秦贤道、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五军参谋长李屏仁，五军十三师师长叶崇本、九军参谋长陈伯稚等25位军师级高级将领，另外还有团以上干部143人，一战损失这么多高级将领这在红军战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像九军军长孙玉清还被马家军残忍的砍下头颅。

马家军对待红军被俘者的手段也是极其残忍，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西路军总共被俘红军指战员大概13000人，押往西宁的红军俘虏有6200人，其中有100余人在押送途中被杀害，1700余人在西宁被活埋，以补充团、补充营等名义强制劳动4100余人，还有以几十人为单位分别送到工厂、医院、剧团、乐队等。

送到张掖后被杀害3267人。据解放后张掖当地调查，马家军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3267人，其中：活埋2609人，枪杀575人，烧死56人，其他手段残杀27人。活埋的主要地点有4个：老飞机场、东校场、王母宫、孟家墩。

马步青的骑5师补充红军俘虏有3000余人。其中：骑5师补充旅第3团1000人左右，武威新城补充团400人左右，骑5师童子营400余人,被俘的女战士150余人，押往驻兰州国民党军97师感训队数百人，押送西宁马步芳部重伤员700余人,分两次在永登秘密杀害被俘战士百余人，被俘干部30余人。

马家军对红军将士犯下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覆灭

时间转眼到了1947年，此时已经是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这年3月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延安，青海军阀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逵趁火打劫，不断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至5月中旬先后侵占了陇东地区的庆阳，三边地区的盐池、定边等城镇。

青宁二马集团在占领区进行野蛮的“清剿”，烧杀抢掠，甚至把俘虏的民兵、干部战士，砍头破肚，残暴异常。

但是此时由于陕西的胡宗南集团还比较强大，西北野战军还无法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二马，只能给予二马以有限的打击。

青宁二马也知道如果胡宗南被解放军消灭，唇亡齿寒，接下来就轮到自己了，于是拼命和胡宗南勾结到一起，在1948年4月-5月的西府战役中，西北野战军深入敌人后方，虽然攻占了胡宗南的后勤基地宝鸡，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并迫使胡宗南弃守延安，但是却受到胡宗南和马步芳军队的夹击，马步芳的整编82师突破西北野战军六纵教导旅的阵地并连续不断地疯狂进攻，给西野主力造成很大的威胁和杀伤，彭总不得不命令西北野战军主力放弃缴获的物资立刻撤退，好不容易脱离险境。

可以看出胡马联手还是有很强的战斗力，战后西北野战军高层对西府战役做了深刻的检讨，也对自作主张临阵撤退的四纵队负责人做了严厉的批评。

西府战役后，1948年8月至11月，针对胡宗南集团，西北野战军又连续进行了澄合战役，荔北战役，冬季战役，歼灭胡宗南集团6万余人，进一步削弱了胡部。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西北野战军从1949年2月1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一、第二两个兵团，但是全军总人数仅11.5万人，显然要以这区区11万多人完全消灭胡马二集团几十万大军，还要解放广阔的西北地区，兵力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彭总与主席商定，待太原解放后即派华北野战军第18、19兵团入陕参战，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6月中旬至7月初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先后开进陕西与第一野战军部队胜利会师，西北战场上解放军总兵力达到34万人，连同地方武装达40万，而西北地区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30多万，敌我双方相比，野战军兵力仅占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因此必须把胡、马两部分割开来，逐一歼灭。

于是中央军委和第一野战军高层制订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战略方针，即先集中三个兵团的主力迅速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同时针对二马采取防御态势。等消灭胡宗南的主力之后再转过头来消灭二马。

1949年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第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发动攻击，胡宗南集团猝不及防，经过四天战斗，共歼灭敌4个军4.3万人，胡宗南残部退守秦岭，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青宁二马也被彻底孤立。

扶眉战役后，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平凉作战计划准备负隅顽抗，以保甘肃、宁夏、青海三省。

面对战斗力仍然强悍的青宁二马，第一野战军决定以第18兵团钳制胡宗南部，集中第1、2、19兵团进行陇东战役，歼灭二马主力。

7月下旬到8月上旬，由于二马起了内讧，双方各怀鬼胎，都想保存实力，平凉作战计划流产，陇东战役中进展非常顺利，第一野战军经过20多天的追击，前进近千里，歼敌万余人。

1949年8月，国民党政权已经是苟延残喘，但是仍然幻想以四川为中心建立反共基地，为了防止第一野战军南下，极力策动青宁二马与野战军决战，把一野拖在西北，逃到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为此召集二马和胡宗南到广州举行西北联防会议，策划兰州决战计划，即以青马拒守兰州，吸引和消耗第一野战军主力，以宁马和胡宗南部进行侧击，合歼野战军。

青马把兰州决战看成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准备死守兰州，耗死解放军，因此以其战斗力最强的第82、第129两个主力军5万多人拒守兰州城区，又在兰州四周布置了第91、120、骑兵军等四个军5万多人，大修工事，10万大军准备拖住一野主力于兰州城下，待宁马和胡宗南军两翼包围，歼灭第一野战军。

1949年8月4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向第一、二、十八、十九兵团下达了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命令，可能是由于之前屡战屡胜，尤其是陇东追击战异常顺利，各部产生了轻敌思想，低估了敌人死守兰州的决心，以为敌人一打就会跑，因此抵达兰州郊外的第二天，在准备很不充足的情况下，野战军司令部就下令向兰州外围阵地发起进攻，结果造成不小的伤亡，彭德怀果断下令全线停止进攻。

在经过四天的充分准备之后，野战军于8月25日发起总攻，在战斗中，马家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向野战军发动反冲击，野战军和敌军多次拼刺刀，肉搏。打兰州是一场恶战，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的建制，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26日经过激烈的巷战，野战军肃清了残敌，兰州宣告解放。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打开了进军青海、宁夏、新疆的门户。

打下兰州之后，彭德怀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二马穷追猛打，9月5日，王震率第一兵团解放青海省会西宁，马步芳逃往香港，马步青逃往重庆，青马集团被彻底歼灭。

9月初，第19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兵分三路向宁夏进军，19日，宁马第81军军长马惇靖率部起义，野战军直捣宁夏省会银川，宁马军指挥失灵，四散溃逃，马鸿逵之子，宁马军总指挥马敦静乘飞机逃往重庆，9月23日，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与宁夏方面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当天，第19兵团进驻银川，马鸿逵集团被彻底消灭。

至此统治西北近四十年的马家军集团彻底覆灭。

最后再说青宁二马主要人物的结局

青马方面：

马步芳：历任陆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兰州战役后，马步芳携眷逃往重庆，后逃台湾，可是蒋介石想让他再回西北，收拾残部，继续同解放军对抗，他知道回去就是送死，于是便携带家属逃到沙特阿拉伯，后来担任台湾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但是此人本性难改，在沙特坏事做尽，后被撤职，1975年在沙特阿拉伯病死。

马步青：先后担任骑兵第五军军长，第四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949年西宁解放前逃往重庆，后经香港到台湾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