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并非行政诉讼，现代法治胜过古代人治，保障老百姓权益
在我国《行政诉讼法》设立之初，人们对“行政诉讼”这一概念知之甚少。而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告官”等字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老百姓敢站上法庭与行政机关“对簿公堂”，真正面对面依法解决行政纠纷。
虽然为了给大家普及行政诉讼知识，很多法律界人士会以“民告官”这一形象表述来宣传行政诉讼，但“民告官”既不是一个法律术语，在我国古代其表现形式与内在含义也与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有较大不同。本文将带大家一探究竟，体会行政诉讼与“民告官”相比如何更好地控制政府权力，保障老百姓的合法权利。
从我国古代来看，历代封建王朝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将“三纲五常”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通常以“泛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社会关系，朝廷官员被视作百姓的“父母官”。因此，“民告官”中的“民”是草民不是人民，“官”是“父母官”不是行政机关，草民给父母官“挑毛病”自然属于以下犯上的行为，妨害统治者的统治和社会稳定需要的。
不过，封建社会虽然不认可“民告官”，但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稳定，保留了一些百姓想要告官反映问题的上告途径，而现在一些国家机关了解民意、收集问题的渠道也对此有所借鉴。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采风：由朝廷派专人赴特定地区采集民情，查看和纠正吏治。
例如战国时期管仲在齐国创设的“问事”制度，“问人之所害于乡里何物也?”；以及武则天置右肃政台，专门负责“察州县吏善恶，风俗得失”。虽然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并不固定，但可以作为一种临时措施，既达到短期内以整顿吏治的目的，又可以让百姓通过这种渠道来实现“民告官”反映官员所作所为的诉求。
可能有思维活跃的网友已经联想到，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的巡视制度就与古代的采风制度十分相似。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门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接收人民群众所反映的有关问题。
二、监察：古代统治者为实现吏治清明，专门在各地委任具有监察性质的官员对辖区内其他官员的实际履职情况进行监察，负责整顿吏治、惩治官员的相关工作。
在秦汉时期，“三公九卿”制度中的“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汉武帝时在全国各州设监察刺史，对“违法征科”“行政冤滥”等官员侵害百姓权益的问题负有查处职责；唐代设有采访使等监察官员不定期赴多事地区视察；到了明朝时期，十三道巡查御史除了具有对地方官员进行纠核、监督和处理的职责以外，甚者还可以直接负责对官员违法问题的审理。
而到了现在，我国设立有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我国《监察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三、直诉：在百姓遇到冤屈、重大案件的情况下，直接通过上级衙门向皇帝诉讼、告发。
晋武帝时期设立的“登闻鼓”制度成为百姓直诉的重要方式；到了唐朝时期，直诉方式已经变得多种多样，百姓不仅可以通过“登闻鼓”诉冤，还能上表诉讼，朝廷官员收到后必须尽快受理、闻奏，不然会受到惩处。
虽然我国现行人民群众反映问题的制度中没有能直接向国家领导人告发的渠道，但信访制度还是可以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各级机关、单位的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有关机关、单位会依规依法予以处理。
谈了这么多古今反映问题的方式，那么行政诉讼与“民告官”相比的优越性体现在何处呢？
古代的“民告官”依靠的是人治，统治者对地方官员道德品行好坏的监督力度会对各地区的社会治理产生直接影响；而我国《行政诉讼法》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法定的救济渠道，将“官民冲突”纳入法治轨道。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而法治相对更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
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为法治政府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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