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什么对赵一曼那么狠？她到底做了什么？谜底令人震撼而愤怒
赵一曼被捕后经历了9个月的非人折磨。
那不只是酷刑而已，而是把所有的酷刑都反复经历，用到极点。
而且还要打兴奋剂，让她保持清醒，以便能够始终清晰地感觉到各种超越极限的痛苦。
所以日军档案对于赵一曼的记载就是:“她没招供，已无法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日军不到一个月枪杀了赵一曼的团长，却折磨了赵一曼9个月；赵一曼的坚强日军早已深刻认识，审讯其实已经没多少意义，那么日军为什么还要审这么久呢？赵一曼到底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对赵一曼这么狠？他们到底想得到什么？
本文告诉你一个完整、不同的赵一曼。
（全文9千字，阅读约需20分钟。）
1
1926年4月，24岁的陈琮英踮着小脚来到上海，与22岁的任弼时结婚了。两年后，她在上海见到了比她小3岁的大嫂赵一曼。
赵一曼那时候不叫赵一曼，也不用本名李坤泰，她叫李一超。这个来自大户人家，受过高等教育，又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六期生的小女子，当时刚离开苏联中山大学，回国参加工作。
但是陈琮英因为地下工作的纪律，跟小嫂子基本没有交际，甚至不能说话，一般遇到了也就互相点头示意而已。而且没多久，赵一曼就从上海消失了。
赵一曼离开上海后，首先去湖北宜昌，负责上海党中央与大西南的联络工作，她就是在那里生下了她与陈达邦的孩子宁儿。
其后，宜昌联络站暴露，赵一曼脱险回到上海，又被派往南昌，南昌机关再遭到破坏，就又回到上海。那已经是1930年底的事。
赵一曼这一次，是背着吃奶的孩子，一路讨饭回来的。大冬天，饥寒交迫，晚上最好的地方就是睡草垛。
但是她不能不回来，因为省委机关被破坏，消息传不到中央，她得回来报告情况，设法营救被捕同志。
陈琮英再次见到赵一曼，正是在1930年，那是4月份，陈琮英经组织同意，陪赵一曼送宁儿去武汉，寄养到陈琮英的堂兄陈岳云那里。
赵一曼与宁儿传世的那张照片，就是那一次在武汉拍的，拍好后，她在照片背面写上孩子的出生日期，给丈夫陈达邦寄了过去。
她向丈夫诉说了思念之情，并告诉他，孩子寄养在五哥家了。
那是赵一曼与孩子的唯一一张照片，那也将是赵一曼与陈达邦最后一次联系。
陈琮英等人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武汉一别，将是永远，赵一曼应该也没有想到，这是她与儿子的最后一面。
赵一曼在1930年后，再无音信，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陈达邦、陈琮英直到1955年，才知道赵一曼就是李一超。
当时电影《赵一曼》已经播出5年，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周总理，周总理记不起谁是李一超，派人去查。陈琮英知道李一超，但她怎么也想不到赵一曼与李一超会是同一个人。
赵一曼个头中等，皮肤白皙，长相秀丽，对人和蔼可亲。
她平时穿旗袍，穿高跟鞋。
她这样的一个女人，居然会挺枪跃马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威震东北？居然能经历9个月的各种酷刑一言不发，让日本人又惊又怕又恨又敬？
这个反差也太大了。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赵一曼调到东北去了。先后担任过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等职，成绩突出。
1934年春，东北抗日形势严峻，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从城市选派优秀干部充实基层，赵一曼先是被委任为珠河中心县委特派员，后面又被派到铁北区任区委书记。
她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赵尚志部队作战。这是她军事生涯的开始。
赵一曼一派到基层，就脱去旗袍、皮鞋，穿上了粗布棉袄、乌拉草鞋。
她一开始没人没枪，曾经亲自骑马提刀，带着四条汉子杀向敌人。
他们一夜之间端掉敌人五六个警察哨所，不但枪解决了，也让鬼子对根据地的封锁解除不少。
赵一曼群众工作能力强，军事工作能力也强，这再加上她勇猛多智，用一把大砍刀砍出威名，于是铁北的武装力量很快发展起来。
道北五区在她的带动、指挥下，很快有了23支农民自卫队，最多时达到3000人，上千支军用枪支。以至于省委巡视员高度评价说，那里不只是武装力量强，就是群众基础也超过其他地方。
赵一曼在1934年不只有这点事。
9月份，日军中马城细菌实验工厂逃出去一批被关押者，赵一曼率领部队把他们救走，送到了后方医院。
她了解到情况，立刻报告给赵尚志，再通过抗联、东北地下党、共产国际，把日军设立731细菌部队，用活体做实验的罪恶秘密发布出来。
这是日军细菌战罪恶的首次曝光。
10月份，日军调集重兵，对珠河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根据地遭受重创。
赵一曼在那时病倒了，严重肺病加“砍头疮”，也就是脖子上长了个非常危险的痈，在那时几乎得了就会要命。
这与生存环境，饮食条件有很大关系。
赵一曼当时很虚弱，但是她被送到后方流动医院后，仍旧不闲着。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趴倒，而她却做了临时政委，天天在医院里做思想工作和护理工作。不是给大家讲故事、唱歌、鼓舞斗志，就是给伤员洗头、洗衣服、做饭、换药，有时候还会去抬送伤员，站岗放哨。
她早就仿佛是一个铁人。
赵一曼在后方医院的时候，赵尚志和韩光也来了，他们做了病友。
那时候缺医少药，麻药无从谈起，她和赵尚志曾经比赛谁不怕疼。
赵尚志最后很服，说赵一曼是“人瘦骨头硬！”而韩光则说，赵一曼不是普通女子，她是个“奇女子”。
赵尚志之前被错误开除的党籍，也是赵一曼这期间联合韩光等人，向满洲省委提议，帮他恢复的。
那之后不久，赵一曼就因为军事才能突出，被调到东北抗联三军二师一团，担任了政治部主任。
3
赵一曼病愈归队时，就被俘过。
当时日军的扫荡还未解除，一个连的伪军正在搜山，恰好遭遇。
赵一曼被俘，毫不畏惧，她反而给伪军们上课。
她说，我就是抗联，我跟你们说说抗日救国的道理。你们对我，要杀要砍随便，但我决不死在日本人手里。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人做事要想着自己是中国人。
赵一曼的精神力超强，这一点审讯她的日本人一开始就感到震撼。赵一曼那天说了很多，说得伪军一个个低了头。
伪军连长亲自给赵一曼松绑、鞠躬，说他也不愿意给日本人卖命，他之前看到赵尚志治伤的窑洞，还命令部队离开了。
伪军连长不但放了赵一曼，还把赵一曼安全送回，他请求赵一曼告诉赵尚志:希望你们共产党将来成功的时候，还能记得我张连长。
赵一曼在东北的化名很多，派到珠河的时候叫李映辉，后来才叫赵一曼，以至于人们都以为这个超厉害的女人，是赵尚志的妹妹。
赵一曼的确叫赵尚志大哥，但那主要是出于尊敬，她其实比赵尚志还大了三岁。如果以她是黄埔六期，赵尚志是黄埔四期论，那倒是学妹无疑。
赵一曼进入抗联，是在1935年春，那时候战士们都叫她“我们的女政委”。
但赵一曼是军政双优的复合型人才，她率军打仗同样出色。
第三军三团张连科部，在铁北侯林乡山里被敌人包围，面临全军覆没时，就是她率领游击队救出来的。
一骑白马，从敌人背后突然发起猛攻，打得鬼子和伪军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马，立刻败退。
赵一曼在不长的时间里频繁活动，给了日伪沉重打击，所以她就上了敌人的报纸。
敌人当时在报纸上加了大标题——《女共党赵一曼 红装白马驰骋哈东 攻城略地危害治安》——称:“（赵一曼）穿红装，骑上白马，跨过山林，飞驰平原，宛如密林的女王。”
所以没多久，赵一曼与赵尚志就合称“哈东二赵”，威名远扬。
但是当年底，赵一曼的危险就来了。
4
抗联的战斗狠狠打击了敌人，但也让敌人更加疯狂。连续不断的“大讨伐”之下，赵尚志部队在珠江根据地很难生存，只好跳出根据地，向外线转移，去开辟新的游击区。
赵一曼和团长王惠同主动留下来，牵制敌人打游击，但他们那个团名义上叫团，其实只剩下五六十人。
所以1935年11月，他们就在左撇子沟被敌人围困。
五六十人面对五百多日伪军无疑以卵击石，但赵一曼仍旧率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六次进攻。
赵一曼枪法、谋略、马术都很出众，她本来最可能不成为敌人的俘虏，但她坚持要留下来掩护王惠同率领伤病员突围。
更重要的是，她被汉奸出卖了。
11月15日，赵一曼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已经接近弹尽粮绝，二团最终只冲出去7个人，王惠同也受伤被俘。
赵一曼那时候同样身负重伤，但她仍旧与4名战士摆脱敌人，逃到了春秋岭的一户农家。
她本来打算养好伤后，就去找大部队。
但是当地的百户长廉江发现她后，报告了密探米振文。于是赵一曼与一队伪军激战过后，两名战士牺牲，两名战士与她一起被俘。即小战士杨桂兰，和铁北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
不过赵一曼被俘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失血过多昏迷过去，不然她一定会血战到底。
而她的伤，据哈尔滨市留存的敌伪档案记载，主要是腿部贯穿伤，后来经过Ｘ光片照相，发现她大腿骨粉碎性骨折，有24块碎骨片散乱在肉里。
她腿上的棉裤被打破，她甚至在敌人把她放马车上带走时，结了冰碴的棉絮上还汩汩往外冒血。
敌人那份档案里有一句话非常醒目:“为什么她连哼都没哼一声？”
他们不久就知道为什么了。
5
赵一曼被俘后，哈尔滨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亲自赶到珠河。大野泰治后来作为战犯，供述了他审讯赵一曼的全部过程。
大野泰治最初见到赵一曼，发现她身穿一件黑棉衣，脸伏在车台上。头发散乱，腰下全都是血，裤管被血灌满，血还在不断地往外渗。她身边有个十八九的姑娘（杨桂兰）在照料她。
大野泰治怕赵一曼死掉，得不到口供，急忙走到赵一曼身边，喝道:“起来！”
赵一曼很从容地抬起头，大野泰治说，那张脸“令人望而生畏，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
大野泰治命人把赵一曼带到马料房审讯，审讯中，赵一曼对叫什么，什么工作，家庭出身等等，“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但是问到抗联和赵尚志的事，她就一律回答“不知道”了。再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什么职务，她回答说，她跟共产党没有关系。
大野泰治当然不信，他问:你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
这个问题让赵一曼立刻提高了声调。
赵一曼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
赵一曼滔滔不绝，有条有理，翻译说话时她就盯着翻译的嘴，一翻译完了，她就接着说。
赵一曼很愤激，大野泰治说，她“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口才出众，“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大野泰治很生气，他想用痛苦征服赵一曼。
他用鞭子一下一下戳赵一曼的伤口，赵一曼身子一抖一抖，“脸上露出忍痛而愤怒的表情”。小战士杨桂兰跳起来保护她，被拉了出去，大野泰治继续审问。
赵一曼依旧否认了她共产党员的身份，等大野泰治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就什么都不想回答了。
她那时候只有一句话:“我的主义是抗日。”
赵一曼的表现，让大野泰治意识到她是个重要人物，于是就下令把赵一曼送到珠河县城。
依旧是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伤口不作任何处置，大野泰治指望赵一曼能够惜命，能够屈服。
赵一曼被押到珠河县城后，经历了皮鞭抽打、拔牙齿、竹签钉进指甲、马鞭狠狠戳进粉碎的腿部伤口、伤口撒盐，再用马鞭一点点往里拧……等种种酷刑，但日本人一无所获。
日本人曾经在审讯记录上写着:“我怀疑她是肉身还是钢铁。”
大野泰治不想轻易放过赵一曼这个“了不起的女人”，也不服，他信奉的是:“你会慢慢说出来的。”
他接着连续拷问了在押的二十多人，但这些东北汉子基本都是英雄。赵一曼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彻底，几乎没有人了解她的真实姓名，过去现在。
大野泰治最后只发现两个软骨头。
一个矮个子男人在第二次酷刑中招供:
“她是个工作员，经常从这个堡子到那个堡子讲话，把他们组织起来，做各种指示。她几乎是独往独来，走起路来飞快，比抗日军还快。她一来，堡子里的人立刻就集合起来，听她讲话，然后根据她的指导行动。”
然后矮个子又供出一个人，说他应该知道赵一曼。
那个人在几次拷问后供述:
“赵尚志部队的干部在我们的堡子里开过干部会议，我看见赵一曼也出席了。看样子，她同赵尚志的地位一样，其他团长的意见，如果她表示反对，总是听从她的。”
大野泰治于是得出一个结论:
“赵一曼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押起来，给她治好伤，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
大野泰治居然想恩威并施，让赵一曼为日本人服务，因为他觉得赵一曼如果能够屈服，远比杀死许多抗联有利。
大野泰治到那时还很自信，他首先枪杀了王惠同，让赵一曼陪绑，又答应赵一曼的要求，释放了杨桂兰，然后他就亲自把赵一曼押上火车，带到哈尔滨了。
他准备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医院治疗，软化她。
6
赵一曼被捕后，在珠河受审10多天，被押送到哈尔滨是12月2日。她在市立医院治疗时，敌人对外称是“王氏”。
敌人最初给赵一曼请了一位白俄大夫，白俄大夫看到赵一曼的伤腿已经溃烂，还有24块碎骨散布在肌肉中，建议截肢，赵一曼拒绝了。
赵一曼不怕牺牲，但她有一句话:“革命者的生命是宝贵的。”
她在那种处境下最难的其实是活着，但她有一线希望也要活着。她还想重新跨上战马，去跟日本人战斗。
敢于活，并永远不失去希望——赵一曼真正的强大和伟大，是在这里。
赵一曼不同意截肢，敌人又想软化她，于是就请来了哈尔滨名医，外号“张一刀”的张柏岩。
张柏岩之前本来是院长，现在只能做外科主任。他曾经也是热血青年，但人过中年，身处疮痍之地，心中的热火渐渐冷却。
张柏岩第一次见到赵一曼，是在1935年12月13日深夜。赵一曼不想让人误解，不想隐瞒抗日身份，她见了张柏岩，不顾疼痛，首先大声说了一句:“我是中国人，是因为打日本鬼子负伤被俘的！”
她在哪都首先声明她是中国人。
那一刻，张柏岩深深震撼，万分羞愧，万分敬仰。他想，我一个七尺男儿，难道还不如一个受了重伤的弱女子吗？
张柏岩决心治好赵一曼的腿，他提出了保守治疗，大野泰治没反对。
张柏岩又要求为赵一曼加强营养，使用特效药，大野泰治也同意了。
张柏岩此后就全心全意治疗、照料赵一曼，使她在三个月后，就可以拄着拐杖散步了。
赵一曼在医院里依旧不忘抗日宣传，她不只是打动了张柏岩，也通过谈话、交心、说服、激励、鼓励，让16岁的见识护士韩勇义，和负责监视赵一曼的青年警察董宪勋，成了同情者、支持者。
韩勇义的大伯曾经追随马占山抗日，她父亲则死于日本人之手，她恨日本人。
董宪勋虽然是伪警察，但他有正义感、爱国心，他本来就深感耻辱。赵一曼唤醒了他，点燃了他。
他和韩勇义都被赵一曼感动、感染，充满敬仰，他们最后都表示:想参加抗联，打鬼子！
赵一曼伤势逐渐好转之后，敌人见无法软化，就又开始用刑。
在病房里用刑。一面残酷折磨，一面治疗。也就是，总让她不好不坏，死不了也活不好。
韩勇义岁数小，很活泼，敌人对她不大防范，她可以随便进出病房，长时间留在赵一曼身边。她每次看到赵一曼被打被踢，都会眼中含泪、喷火。
张柏岩则非常痛苦、愤怒，他朝鬼子喊:“叫我治就别打，要打就别叫我治，刚治好又打坏了，将来治不好谁负责？”
但是敌人并不需要把赵一曼治好，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让赵一曼招供，或者投降。
于是1936年6月份，董宪勋就得到消息，敌人失去耐心，准备杀害赵一曼了。
这让他们不得不计划营救。
7
韩勇义为了营救赵一曼，卖掉了两个戒指、两件大衣。
然后董宪勋就用那60块钱做经费，找人做了一顶小轿子，雇了一辆车，一个白俄司机。
6月28日是星期天，医院人少，那天晚上据说又下起了瓢泼大雨。
晚上9点，韩勇义和董宪勋开始行动了。董宪勋首先让白俄司机把小轿子送到南岗文庙后边，然后返回来，与韩勇义把赵一曼从医院后门悄悄抬出，送上了汽车。
他们到达南岗文庙，董宪勋的叔叔董广政已经等在那里，于是叔侄二人就抬起轿子，抬着赵一曼逃往阿城方向。韩勇义则提着医药箱紧随其后。
他们的目的地是抗联三军活动的宾县3区，他们出城后到了乡下，董宪勋的叔叔离开，他们又雇了辆马车。
敌人发现赵一曼逃走时，已经是29日上午7点，日本军宪警立刻全部出动。
日本特务不是吃素的，他们知道哈尔滨汽车不多，赵一曼没有车辆很难行动，所以很快找到了白俄司机，判断出赵一曼所走的路线。
30日早晨5点，赵一曼他们到达阿城金家窝棚，那里离游击区已经不到10公里。但是敌人追上来了。
赵一曼看到敌人追来，习惯性摸枪，但只能苦笑。
她想掩护韩勇义、董宪勋逃走，但没有成功。
赵一曼最后说:“你们记住我教你们的口供，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
然而，董宪勋和韩勇义都没把责任推到赵一曼身上，他们在酷刑之下都说，他们住在、走在、坐在满洲，是不得已。他们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他们就是想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
董宪勋最终惨死于狱中，韩勇义因为岁数小，被判了四个月。
韩勇义出狱后不久结婚了，她结婚了也在寻找抗联。抗战结束后，她和丈夫又一起参加了革命。
但是韩勇义因为那年在监狱里遭受酷刑摧残，留下了后遗症，她一直被各种病症折磨。所以她到1949年2月12日就去世了，年仅29岁。
韩勇义去世时没有丝毫后悔，她对两个孩子说:
“要学习赵一曼烈士，要对得起赵一曼烈士，对得起你的妈妈，还有牺牲的董伯伯！”
而张柏岩在赵一曼牺牲后愤而辞职，自己开了一家小诊所。日本投降之后，他也参加了革命。
张柏岩首先以哈尔滨市卫生局长的身份，领导全市扑灭了731部队制造的鼠疫，然后曾经亲自带着外科手术组，在辽沈战役中救治解放军伤员。他为新中国的医疗事业任劳任怨，还在抗美援朝时，把孩子们都送去参加了志愿军。
赵一曼留下的种子都长成了大树。
但是她本人，并没有因为逃跑，就结束了非人折磨。敌人似乎对她很有耐心。
8
赵一曼再次被捕后，极力为董宪勋和韩勇义开脱，她说:“这事和他们没关系，是我骗他们，我给他们许诺了很多让他们帮我的。”
但是敌人已经不在乎这些，当时负责审讯的登乐松和吉村得到命令:“不管死活，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开口。”
敌人这一次不再抱其他希望，他们就是要让赵一曼开口，所以每一种酷刑都用到了极点。
皮鞭抽打、拔光牙齿、戳伤口、撒盐、钉竹签、手指脚趾打钢针、拔下全部指甲盖，已经不算什么。
他们上烙刑，赵一曼昏死过去，就用冷水泼醒。
他们把竹签一根根扎进指甲缝，又一根根拔出来，再换更粗更长的竹签。
他们把针扎入赵一曼胸部，露出一厘米，搅动里面的神经组织。很多针扎进去，就从另一侧穿出来。
他们灌辣椒水，和混着沙子的汽油，肚子胀起来，再用脚使劲踹肚子，让辣椒水和汽油从嘴巴、鼻子喷出来。
他们把赵一曼吊起来折磨。
他们使赵一曼全身没有一寸好地方。
他们让赵一曼全身多处碳化。
他们还要给赵一曼打兴奋剂，让她从头到尾保持清醒，能够感受到每一种酷刑的痛苦，就连晕倒的机会都不给。
但是这一切都没用，赵一曼看似娇弱，却无论如何都没有泄露一点点秘密。
日本人也给赵一曼上过电刑，普通电刑没用，他们就不惜从日本本土运来新发明的电椅。
他们为了征服赵一曼，已经彻底疯狂。
日本人折磨赵一曼的种种细节都记录在案，他们的记录叫《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
这份报告中说，登乐松连续给赵一曼上电刑，赵一曼就是一个不知道。或者说:出逃是我硬逼着他们干的；“我迄今为止的行动，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日本强盗来到这片土地。”
以至于日本人在报告中如此描述:
“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未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他们还说:“其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日本人其实早已知道，酷刑、怀柔都对赵一曼毫无用处，他们不但得不到什么，就是得到了，大多数信息也已经失去时效。
那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对赵一曼这么狠呢？
因为赵一曼是女性，她的坚强让日军疑惑。《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显示出恶魔的试验意图。
因为赵一曼让日军恐惧，赵一曼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尊严”和信心，他们已经不是为了得到口供而用刑，更是为了征服赵一曼，摧垮她的精神，以挽回面子，收拾他们碎了一地的挫败感。
然而，日本人败了，无论如何都败了，败得彻彻底底，呜呼哀哉！
所以他们最后，除了肉体消灭，再也没有任何办法。
9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军押往珠河枪决，跟她一起的，是铁北区宣传部长周伯学。
赵一曼到那时候依然从容，她在街头示众的时候，还能够对周伯学说:“小周，我们唱首歌吧？就唱那首《红旗歌》！”
她的精神力到了神人的程度。
大野泰治一直对赵一曼感到迷惑，他梦里经常听到赵一曼上电刑时的惨叫，他想不通一个娇弱的女子为什么会这样钢筋铁骨。
他曾经一再问，赵一曼有孩子，她难道不在乎自己的孩子吗？
赵一曼当然在乎，她曾经在刑场上给儿子留下了遗书，加起来是两封。
她向儿子道歉，说自己没有尽到教养的责任。她解释自己的作为，诉说对孩子的希望。她说:
“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能用千言万语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宁儿大名叫陈掖贤，他后来才知道母亲是赵一曼，他去纪念馆抄录了母亲写给他的信，在手臂上用钢针刺了“赵一曼”三个字。
赵一曼在哈尔滨住院时，还曾经送给大野泰治一首诗，大野泰治一直不大明白。
他在作为战犯改造的时候，才知道那首诗的名字叫《滨江述怀》，是赵一曼去珠河工作前，在哈尔滨写的：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兴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为了中国解放，已经顾不了家庭，忘记了女儿身。
赵一曼牺牲后，敌人不许百姓收殓她的遗体，所以，她后来的坟墓，是一个衣冠冢。
赵一曼投身东北抗日后，连真实姓名也没有了，她已经不在乎自己是谁，有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只想做她想做的，该做的。
一直在寻找赵一曼的是二姐李坤杰，她从把妹妹送去武汉军校就再也没见到。
赵一曼在1926年至1930年间，还断断续续有家信寄来，1930年之后，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李坤杰一直在找、在找，她说:“我不相信这人出去就人间蒸发了。活着，她应该回来，死了，也要找到。”
1952年，李坤杰看到妹妹抱着孩子的照片，并得知她结婚生子，曾经化名“李一超”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于是就在1953年5月，写信问周总理。
李坤杰找了很多人，也找过陈琮英，但是没有人知道李一超去哪了，就是总理交代全国妇联查找，也一时没有线索。
陈琮英当时在中央机要局任处长，她也查过，但最终找到赵一曼的，还是二姐李坤杰。
血缘亲情是伟大的，姐妹深情无可比拟。
李坤杰四处撒网，不死不休，她得知当时任四川省监察委员的江子能去北京开会，也请他帮忙打听。
结果江子能遇到了曾经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过的何成湘，何成湘非常认真负责。他把照片给当地的老乡辨认，有人确定，李一超就是赵一曼。
那已经是1954年，李坤杰为了确定，又请赵一曼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辨认，最后，各方一致认定，李一超的确就是赵一曼。
已经64岁的李坤杰在那一刻哭了，她立刻给陈琮英写信，于是陈琮英也很快回复，把大哥和宁儿的消息告诉李坤杰，这两家人就因此完整起来。
赵一曼再也不能回来了，但她活在了人们心里，让亲人们感到安慰。
大野泰治当年被判刑13年，因为改造良好被提前释放。
他回国后一直在揭露日本侵华的罪恶，感谢中国人民的恩德。
因为赵一曼活下来的杨桂兰，永远忘不了她的政委，解放后，她指认了汉奸米振文，和伪军队长张福兴。
1951年8月2日，松江人民特意选择这天，在赵一曼牺牲15周年，在赵一曼牺牲的尚志县，公审、处决了两名罪犯。
赵一曼无疑就是孟子所说的，那种死而不亡的人。
• END •
文/九鸦
图/网络
